- 火票传递：公差、信使需持「火票」，沿途保甲按票核对人数、行程，防止冒充官差。
四、保甲册对传统户籍的取代与功能转型
清代保甲制的本质，是户籍制度从「经济控制」向「社会控制」的职能转向，这一转变通过以下路径完成：
1. 户籍档案的内容嬗变
- 传统黄册：以「人丁、田产、资产」为核心，服务于赋役征派；
- 保甲册：侧重「姓名、住址、职业、动向」，服务于治安监控。
如乾隆年间《保甲册式》规定，登记项目删除「田亩数量」，新增「有无犯罪前科」「亲属关系」，甚至包括「体貌特征」（如「面麻、左足跛」）。
2. 基层管理权力的转移
保甲制将户籍管理权从州县衙门下放到民间：
- 明代里甲制：里长由富户担任，侧重催征赋税；
- 清代保甲制：保长、甲长多由地方士绅或平民担任，侧重治安巡逻。
如湖南《巴陵县志》记载，保长「每月朔望，率甲长查夜，遇形迹可疑者，缚送县衙」，其权力已超越传统户籍管理范畴。
3. 与赋役制度的脱钩
摊丁入亩后，丁银并入田赋，户籍不再是征役依据，保甲制因此摆脱经济职能，专注治安：
- 雍正元年谕旨：「保甲之设，所以弥盗安民，与赋役无涉」；
- 乾隆年间，保甲册不再记录「人丁数」，仅登记「现住人口」，甚至出现「丁口虚载」现象。
这种脱钩使保甲制更具弹性，如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后，保甲册一度成为「剿匪」情报手册，登记「邪教徒」亲属信息，实施连坐。
五、制度实践中的矛盾与局限
清代保甲制在强化社会控制的同时，也暴露了封建制度的内在缺陷：
1. 基层权力的异化
保甲长多由地方豪强充任，借机勒索百姓：
- 四川保长「按户索钱，名曰『保甲费』，贫者不纳，即诬为匪」（《蜀碧》）；
- 江南甲长勾结胥吏，「将流民册中姓名删改，冒领赈济」（《清稗类钞》）。
乾隆年间，湖南巡抚陈宏谋曾奏报：「保甲之害，甚于盗贼，盖以暴民治良民也」。
2. 流动人口管理的失效
嘉道年间，全国流民已达数百万，保甲制难以应对：
- 湖北、安徽流民涌入四川，形成「棚民」群体，保甲「只登记十之三四」；
- 广东「蜑户」（水上居民）因拒绝登岸入甲，长期被视为「化外之民」，成为海盗滋生的温床。
3. 民族与地域的实施困境
- 西北回民因「礼拜习俗与保甲稽查冲突」，常拒登保甲册，引发民族矛盾；
- 台湾地区粤闽移民因祖籍冲突，保甲制沦为械斗工具，如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起义，即因保长偏袒闽籍而爆发。
4. 制度成本与效率的失衡
保甲制需大量人力物力：
- 全国保长、甲长约200万人，朝廷无俸禄发放，多由百姓摊派费用；
- 保甲册的编造、递送消耗大量行政资源，据《户部则例》记载，州县每年用于保甲的费用占财政支出的15%以上，却未能有效遏制犯罪。
六、历史意义：封建户籍制度的转型与近代警察的雏形
清代保甲制的强化，标志着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重大转向：
- 从「编户齐民」到「保甲连坐」：户籍的人身依附色彩减弱，治安监控功能强化，为近代警察制度提供了组织基础。如清末新政时期，天津知府赵秉钧将保甲改编为「巡警」，直接沿用保甲的三级编制。
- 社会控制的技术化：保甲册的信息登记、流动人口监控等手段，蕴含现代人口管理的萌芽。民国时期的「户籍法」仍保留「保甲编组」的框架，直至1949年后才彻底废除。
- 基层治理的二元性：保甲制与宗族、行会等民间组织形成共治格局，既强化了国家权力渗透，又为地方自治留下空间。如徽州地区的保甲，常由宗族族长兼任保长，实现「官治」与「自治」的结合。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在《中国家族法原理》中指出：「清代保甲制是封建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最深入延伸，其通过户籍监控实现社会控制的理念，已超越传统赋役制度，而接近近代主权国家的治理逻辑。」尽管这一制度因封建体制局限而未能完全实现社会稳定，但其所构建的基层管理框架，却成为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户籍制度演变的关键过渡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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