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界桩与荒烟
康熙年间的盛京将军府衙，青砖灰瓦在暮春的风沙里显得有些沉郁。佐领巴图鲁攥着刚从北京快马送来的兵部文书，指尖几乎要嵌进泛黄的纸页里。文书上朱红的“封禁”二字像两团火，灼烧着他望向北边的视线——那里，是清廷圈画了近百年的“龙兴之地”，一道由土堤、柳条和界桩组成的蜿蜒屏障，将关东大地与关内的喧嚣隔绝开来。
“又添了三百里界桩，从开原往北，直抵松花江。”将军赫舍里·索诺和将茶盏重重搁在案上，釉面的龙纹在烛光下扭曲，“皇上的意思，是连松花江畔的猎场都要圈起来，汉人一根汗毛也不许过界。”
巴图鲁喉头滚动，没敢说出那句在心里盘桓已久的话：这道被称作“柳条边”的封禁线，早已不是当年防备蒙古的屏障，而成了一道困住自家土地的枷锁。他去年巡查边卡时见过，边墙东侧的柳条稀稀拉拉，有些地方被流民踏出了豁口，而边外的黑土地上，除了零星的八旗屯垦和散落的女真部落，大多是望不到头的荒草与密林。
“汉人真能翻过山来？”年轻的笔帖式富察·明安忍不住插嘴，“关外苦寒，种地都刨不开冻土层，谁愿意来？”
索诺和冷笑一声：“你当汉人都像咱们八旗子弟靠弓马吃饭？他们有锄头，能把荒甸子变成粮仓。可皇上怕的是什么？怕的是龙兴之地沾了汉人的‘王气’，怕八旗子弟学了农耕就丢了骑射。”他顿了顿，声音压低，“更怕的是，汉人多了，这‘龙兴之地’就不再是咱们爱新觉罗的私产了。”
巴图鲁想起上个月在抚顺边门遇见的几个山东流民，衣衫褴褛，却眼神发亮地望着边外的土地。他们说关内遭了旱灾，官府催租逼得紧，与其饿死，不如来关外“闯一闯”。当时他按律将人驱逐，可那些人跪在泥地里磕头时，额头撞在冻土上的声响，像锤子一样敲在他心上。
封禁政策从顺治年间延续至今，柳条边修了一道又一道，从“老边”到“新边”，将东北腹地层层包裹。户籍册子上，八旗驻防的兵丁和家眷是这片土地的唯一“主人”，州县衙门寥寥无几，只在盛京、吉林等少数城池设立，对广袤的边疆几乎毫无管辖。在朝廷眼里，这里是需要“净化”的祖宗根本，而非需要经营的疆土。
“将军，”巴图鲁终于开口，“墨尔根（今黑龙江嫩江）以北的卡伦（哨所）报上来，说上个月有俄国人的‘罗刹’船顺江而下，还在岸边竖了木牌。那些红毛子……”
“住口！”索诺和猛地打断他，“罗刹的事自有理藩院处置，轮得到你操心？管好你的边卡，别让一个汉人溜进来，这才是你的差事！”
烛光摇曳，映着墙上悬挂的《盛京舆图》。图上，柳条边像一条僵硬的黑线，将东北分割成“内”与“外”，而更北边的黑龙江流域，只草草画着几条河流，连个像样的地名都没有。巴图鲁望着地图上那片模糊的空白，忽然觉得，比汉人流民更可怕的，或许是这种刻意的“无视”。当朝廷用封禁政策将龙兴之地变成一座庞大的“皇家猎苑”时，那些在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边疆，正在被另一种目光悄悄丈量。
第二章 空巢与暗潮
乾隆五十八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宁古塔副都统衙门的铜铃在风雪中叮当作响。协领鄂伦春·阿古达木抖落披风上的雪沫，将一叠冻得发硬的户籍册摔在桌上。册子上墨迹模糊，多数页面只记着“八旗某某佐领下兵丁某某，家眷几口”，至于边外散落的村屯、渔猎的部落，甚至是偶尔偷偷迁入的汉人垦户，都像雪原上的脚印，风一吹就没了痕迹。
“副都统大人，”阿古达木的声音带着怒气，“墨尔根以西的达斡尔部落又报了人口流失，去年还剩三百二十户，今年只剩二百八十户了！不是病死，是跟着俄国人跑了！”
副都统钮祜禄·景安正在烤火，闻言只是慢条斯理地拨弄着炭盆：“跑就跑了，那些‘野人’本就难管。只要八旗驻防的兵丁没少，朝廷的根基就稳当。”
“可根基也得有土啊！”阿古达木急得直跺脚，“您看看这册子，宁古塔周边的八旗屯垦，十年前还有两千丁口，如今剩了不到一千五。年轻人要么调去关内驻防，要么嫌种地不如打猎来得痛快，都往更北的山里钻了。再看看那些汉人——偷偷摸摸在边墙附近开了荒，朝廷一查就跑，可地还在那儿，来年换个人又接着种。可咱们呢？空有大片土地，没人种，没人守！”
景安放下火钳，眼神锐利起来：“阿古达木，你是不是想说，该让汉人进来？别忘了，祖宗定下的封禁规矩，谁敢破？当年康熙帝爷在雅克萨打跑了罗刹，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咱们八旗劲旅，不是那些拿锄头的汉人！”
“可雅克萨之战过去快一百年了！”阿古达木梗着脖子，“如今罗刹人在尼布楚、在伊尔库茨克建了城，屯了兵，年年往黑龙江流域跑。他们不像咱们，光知道圈地封禁，他们派传教士、派商人，跟边外的部落换皮毛、送铁器，那些部落的人早就认俄国人的‘毛子票’了！咱们的卡伦哨所相隔百里，兵丁加起来不够百人，拿什么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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