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长、李宗仁，戴笠、宋子文，都接到了徐剑飞的这份建议电报。电报中详细阐述了当前战局的严峻形势，并提出了相应正确的对策和建议。
而这时候，广州的余汉谋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终于丢失了广州。
广州的失守，不仅意味着粤汉铁路的交通要道被切断，更象征着华南地区的战略要地落入敌手。
国府一见广州一失，粤汉铁路被切断，武汉就更不值得用重兵防守了。
面对这种情况，光头又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不做孤城困守，决定放弃武汉。
这一决策，是基于对整体战局的深思熟虑，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保存了国力。
12月25日弃守该城。日军26日占领武昌、汉口。27日，占领汉阳。
日军虽然迅速占领了武汉三镇，但国军的有序撤退，使得日军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战略成果。
推后了一个月，延长了一个月的武汉保卫战至此结束。
在这延长的一个月中，国军不仅成功消灭了日军的一个完整师团，还给日军造成了比历史上更多的损失，由历史上的十万，达到了十七万之多。而物资的消耗，竟然比历史上，扩大了一倍。
而在撤退的时候，第5战区无比从容，比历史上多保存了三万多的主力军。
而前后延长的这两个月，让国府增加了转运武汉物资人口的时间，为日后抗战增强了基础。
这不仅为国府争取了宝贵的物资和人力资源，也为持久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日军攻下武汉三镇的时候，这里已经人去城空，是一座空城了。他们最终什么都没有得到。
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但并未能从这座城市中，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战略利益。
武汉会战历时五个半月，以国军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
这场战役，虽然国军主动撤退，但其战略意义和战术价值不容忽视。
就战役战术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日军的这一胜利，从战术层面上看，确实实现了对武汉的占领。
但就战略而言，则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而是将中日战争，拖进了他们最恐惧的长久拉锯战。
国军的有序撤退和持久战的策略，使得日本的速战速决战略彻底破产，战争进入了长期消耗战的阶段。
这一战略转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国军在武汉保卫战中取得的战果，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当初，日本大本营基于一种战略上的误判，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持有这样的判断，日本御前会议才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基于这一战略目标，日本还特别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以期通过迅速的军事行动，实现对中国的全面控制。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未如日本所愿，中国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
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坚定地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
并表示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以坚定的意志和行动，表明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与此同时，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趁着武汉会战，兵力空虚的大好时机，大批的抗日人民武装成长起来，他们利用地形熟悉的优势，发动游击战，大片的国土又被收复。
用日军自己的话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这说明了日军对占领区的控制力是有限的，无法深入到广大农村地区。
因而可以这样说：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
这场会战，不仅在军事上对日军造成了重大损失，更在战略上对日本的侵华计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武汉会战中，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战斗异常激烈，双方都打得精疲力尽。
尤其是日寇，在这场战役中损失的兵力和兵器，已经远远超出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战役，现在他就像一条被打掉了牙齿的老狗，虚弱的吐着舌头喘息了。
然而，这场战役的结束，却给各地蓬勃发展的敌后抗日武装，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发展壮大的机会。他们看到了日寇的虚弱，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于是纷纷行动起来，为保卫家园，为抗击侵略者，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其中就有徐剑飞的鄂豫皖抗日军。
徐剑飞在这场战役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的英勇和智慧，得到了国府的高度赞扬。当时在报纸上下达了委任状：因为他的战功，嘉奖他50万银元。这是对他英勇行为的肯定，也是对他未来行动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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