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八号，立夏后的第三天。长白山草北屯的清晨雾气蒙蒙，远处的山峦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像是水墨画里的意境。曹大林起了个大早，背着猎枪，带着黑龙，准备进山看看——昨晚下了点小雨，该是蘑菇冒头的时候了。
刚走到屯口，就看见一辆绿色吉普车歪歪扭扭地开过来，卷起一路尘土。车在合作社院门口停下，从车上跳下来两个人：一个是县外事办的小李，曹大林认识；另一个是生面孔，四十多岁，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一看就是干部。
“曹主任！曹主任！”小李老远就喊，“快，有重要客人！”
曹大林心里一紧，赶紧往回走：“啥客人这么急？”
“日本客人！”小李压低声音，“日本农业考察团，省里陪着来的，点名要来你们合作社看看。车就在后面，十分钟就到！”
日本客人？曹大林脑子嗡了一声。他这辈子见过最大的官就是省里的处长，外国人还是头一回见。
“这……咱们啥准备都没有啊。”曹大林有点慌。
“不用准备，该干啥干啥，”眼镜干部说，“我叫张建国，省外事办的。日本客人就是想看看真实的农村，真实的合作社。你们平常什么样，就什么样，别搞形式主义。”
话是这么说，但曹大林还是紧张。他赶紧让黑龙回家，自己整理了一下衣服——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袖子肘部打着补丁。
“张同志，日本人来咱们这儿看啥？”曹大林问。
“看生态农业，看合作社，”张建国说，“他们听说你们从狩猎转型到保护，很感兴趣。领头的是个教授，叫佐藤，中文说得不错。”
正说着，三辆小轿车开进了屯子。车是黑色的，擦得锃亮，在土路上格外显眼。屯里的孩子们呼啦围了上来，又被大人们拉回去。
车停下，从第一辆车上下来几个人。最前面的是个六十来岁的日本人，个子不高，头发花白，穿着灰色的夹克，戴着眼镜。他一下车就四处张望，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
“这位是佐藤教授，”省里陪同的干部介绍，“佐藤教授，这位就是草北屯合作社的曹大林主任。”
佐藤教授看着曹大林，微微鞠躬，用流利的中文说：“曹先生，打扰了。我叫佐藤一郎，东京农业大学教授。听说你们在生态保护方面做得很好，特地来学习。”
曹大林赶紧鞠躬回礼——他不懂日本礼节，但知道要尊重客人：“佐藤教授，欢迎欢迎。我们就是山里人，瞎摸索，谈不上好。”
“谦虚了，”佐藤教授笑了，“我看过省里送的材料，你们从狩猎到保护，很了不起。”
考察团一共八个人：佐藤教授，两个日本学者，一个翻译，还有省里、县里的陪同人员。曹大林把他们请进合作社办公室——其实就是一间大屋子，摆着几张桌子，几条长凳。
屋里很简陋，但收拾得干净。墙上挂着合作社的章程、生产计划，还有手绘的保护区地图。佐藤教授看得仔细，不时点头。
“曹先生，你们的保护区，有多大？”佐藤教授问。
“一百平方公里，”曹大林指着地图，“分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核心区禁止一切人类活动，缓冲区允许科学观察，实验区可以适度生产。”
“动物多吗？”
“多，”曹大林说，“有马鹿、狍子、野猪、獾子、猞猁，还有鹰、隼、猫头鹰。我们给常出现的动物起名字，建档记录。”
“起名字？”佐藤教授感兴趣，“比如呢？”
“比如有头公鹿，我们叫它‘大角’，因为它角特别大；有头野猪，左耳朵有道疤，我们叫它‘刀疤’，是我父亲那辈猎人打伤的，没打死，留了疤，现在它得有二十岁了。”
佐藤教授沉默了一会儿，说：“从猎人变成守护者，不容易。你们是怎么转变的？”
曹大林想了想，实话实说：“开始是为了吃饱饭。打猎打多了，动物少了，日子不好过了。后来明白，山养人，人也要养山。不能光取，不还。”
这话朴实，但深刻。佐藤教授点头：“这个道理，全世界都一样。”
参观完办公室，曹大林带考察团去看参园。参园里，参苗刚冒头，嫩绿嫩绿的，在黑色地膜衬托下格外醒目。
“这就是人参？”佐藤教授蹲下仔细看，“和我们日本的山参很像。”
“长白山的人参，药效最好，”曹大林说，“我们种参不追求产量，追求质量。稀种，深种，种伴生植物，模拟野生环境。”
“这样产量不高吧？”
“不高，一亩地也就十几斤干货。但质量好，能卖上价。而且不伤地，能一直种下去。”
佐藤教授站起来，看着整片参园：“可持续农业，你们已经走在前面了。”
看完参园，去看木耳试验棚。陈明技术员正在里面记录数据，看见这么多人进来，有点紧张。
“这是我们的技术员陈明，省农学院毕业的，”曹大林介绍，“他在试验袋料栽培木耳，不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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