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号，谷雨。曹大林一行人回到草北屯已经一个星期了，但三江口的经历仍在每个人心中回荡。合作社会议室里，墙上的岩画拓片旁又添了新图——那是从三江口带回来的石板拓片，七圣地的图案清晰可见。
王建国教授没急着回省城，而是留在合作社整理资料。这天下午，他召集考古队核心成员开会，围坐在长条桌旁的是曹大林、吴炮手、陈明、曲小梅，还有刚从县里赶回来的张大山——老人是特意被请来的，作为三江口地区的活地图。
“张大爷，这次请您来，是想请教一个事。”王建国摊开地图，指着三江口的位置，“我们在岛上发现了祭坛、墓葬、祭祀坑，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张大山眯着眼看地图，抽着烟袋，不说话。
“缺什么？”曹大林问。
“缺居住遗址，”王建国说，“古代民族不会只在祭祀时才来三江口。他们应该有长期或季节性的居住地，有生活设施，有生产工具。但我们在岛上没发现这些。”
陈明补充：“还有，那些玉器、陶罐，制作工艺很复杂，不可能在野外临时制作。应该有作坊，或者专门的加工地。”
张大山磕了磕烟袋锅，终于开口：“你们说的，可能在下面。”
“下面？”
“地下，”张大山说，“我爷爷说过，三江口有‘地宫’，是老祖宗住的地方。但我从没见过入口，只听过传说。”
“地宫？”王建国眼睛亮了，“是什么样的传说？”
张大山回忆道：“传说里说，三江口的地下，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像宫殿。老祖宗在里面生活、祭祀、做手艺。后来天地变化，地宫被封了，入口找不到了。”
“那入口可能在哪儿？”曹大林问。
“可能在岛上，也可能在江边，”张大山说，“我爷爷说，入口有‘守门石’，石头上有特殊的记号。但这么多年，没人找到过。”
这个线索太重要了。王建国当即决定，组织第二次三江口考察，重点寻找地下遗迹入口。但这次不能像上次那样贸然，要做充分准备。
“需要什么准备？”曹大林问。
“第一，要带专业的探洞设备——绳索、头盔、头灯、氧气检测仪；第二，要请专业的洞穴专家；第三，要做好长期驻扎的准备。”王建国说。
洞穴专家不好找。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洞穴探险还处于起步阶段。王建国给省地质局打电话，辗转联系到了一个人——刘振华，省地质勘探队的工程师，四十岁，参加过多次洞穴勘探。
刘振华听说是去三江口考古，很感兴趣，答应五月初过来。
探洞设备更是难题。合作社没有，县里没有，省里也只有地质队有少量存货。王建国打报告申请，省文物局批了，但设备要一个月后才能到位。
“那就等一个月，”曹大林决定，“利用这一个月，咱们做其他准备。”
准备分三方面：一是继续研究现有资料，寻找入口线索；二是训练队员的洞穴技能；三是筹备物资。
研究资料的任务落在陈明和曲小梅身上。他们把三江口带回的所有资料——照片、拓片、记录、萨满经抄本——摊在桌上，像拼图一样寻找线索。
“看这个，”陈明指着石板拓片上的一个细节，“在代表三江汇流的符号旁边，有一个小三角形。之前咱们以为只是装饰，现在看，可能代表‘入口’。”
“三角形的尖朝下，”曲小梅观察，“可能表示入口在地下。”
“还有这个，”陈明翻出萨满经抄本的一页，“这里画着一个山洞，洞口有石柱，洞里有人形。旁边的满文写的是‘祖居之地’。”
他们把发现告诉王建国。王建国很兴奋：“三角形符号和山洞图，都对得上。入口很可能就在祭坛附近！”
训练方面，曹大林请来了县武装部的教官，教大家基本的攀岩、绳降技能。合作社院里搭起了简易的攀爬架，年轻队员们每天训练。
刘二愣子身手灵活，学得最快。他能只用一根绳子，三秒钟爬上五米高的木架。赵强力气大，负责安全保护。孙小虎细心，学打绳结，学了十几种：八字结、双套结、渔人结、普鲁士结……
“学这些有用吗？”孙小虎问教官。
“在洞穴里，绳子就是命，”教官严肃地说，“一个结打不好，就可能出人命。”
物资筹备由王经理负责。这次计划驻扎两个月，要带更多东西。除了粮食、药品，还要带发电机、电灯、通讯设备——虽然三江口没信号，但可以在固定点设中继站。
张大山也没闲着。他回了趟漠河，把家里传下来的几件老工具带来了：一把特制的鹤嘴锄，锄头是精铁打的，木柄磨得光滑；一盏铜制油灯，灯座上有奇怪的纹路；还有一个罗盘，不是普通的指南针，刻度更精细，还有二十四山向。
“这是我爷爷传下来的，”张大山说，“他说，这些是找地宫用的工具。但我从没用过，不知道灵不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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