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要喝水，水源地是观察的好地方。”刘二愣子指着水边的痕迹，“看这些脚印，有鹿的，有狍子的，有野猪的，还有狐狸的。说明这片区域的动物都来这儿喝水。”
他让王秀英取水样，用带来的小瓶子装好，贴上标签：“水样要测酸碱度，测浑浊度，还要看看有没有污染物。”
第三个观测位在一片柞树林。这是鹿群最喜欢的觅食地，因为柞树结橡子，鹿爱吃。刘二愣子检查树干，发现了好几处被鹿啃过的痕迹。
“看这牙印，”他指着树干上的一处啃痕，“离地一米二，是公鹿啃的。母鹿个子矮，啃不了这么高。牙印很清晰，说明鹿的牙齿健康。”
他让刘小军数这片林子里有多少棵柞树，记下树的高度、胸径、树冠大小。还让王秀英检查地面，看有多少橡子壳——这是判断鹿群数量的依据之一。
走走停停，五里路走了三个小时。到终点时，记录表上已经记满了：发现了马鹿群一个（八头），野猪群一个（五头），狍子群一个（六头），狐狸一只，獾子一只；水源清洁，土壤正常；柞树林生长良好，橡子壳较多，说明去年橡子丰收，鹿群食物充足。
“第一次监测完成，”刘二愣子说，“数据要保存好。下个月再来，对比看看有什么变化。”
同一天，大兴安岭老虎沟监测点。
托亚带着孟和和长白山来学习的赵大虎，也在进行监测。但兴安岭的监测方式和长白山不同，因为这里的环境更原始，动物更警觉。
托亚用的是鄂温克猎人的传统方法——不是走固定路线，是“听”和“闻”。
他选了一处制高点，让三人趴下，静听。风从林间吹过，带来各种声音：鸟鸣、兽吼、树枝摇动、溪水流淌。
“听，”托亚小声说，“东边有罕达犴的叫声，是公鹿在示威。西边有狍子的惊叫声，可能遇到了狼。北边有熊的吼声，低沉，是公熊。”
孟和补充：“还能闻到气味。风从东边来，有罕达犴的尿骚味，浓，说明公鹿在发情。从西边来，有血腥味，淡，可能是狼捕到了狍子。”
赵大虎听呆了。在山里，他能看到百米外的动物，能认出三天前的脚印，但“听”出动物的种类和状态，“闻”出动物的活动和情绪，这超出了他的认知。
“这是鄂温克猎人几百年积累的经验，”托亚解释，“森林不光要用眼睛看，要用耳朵听，用鼻子闻，用皮肤感受。风的方向，空气的湿度，光线的变化，都是信息。”
他们记录的不是具体数量，是“存在”和“状态”：罕达犴活动频繁，可能进入发情期；狍子数量正常，但警惕性高，说明有天敌；熊已结束冬眠，开始觅食。
“这样的监测，更注重趋势，而不是精确数字。”托亚说，“因为原始森林里，数不清，只能感觉。但感觉准了，比数字还准。”
松花江老鹰砬子监测点。
张永江带着阿雅和刘小军，在江上进行监测。江上监测最难的是“固定”——船在动，水在流，怎么固定监测点？
张永江有办法。他在岸上选了三个固定参照物：一棵老柳树，一块鹰形巨石，一座废弃的木桥。船停在三个参照物连线的交点上，就是固定点。
“江上监测，第一是测水。”张永江把温度计系在绳子上，沉入水中，“水温要测三个深度：水面，水下三尺，水底。不同深度的水温不同，鱼的活动也不同。”
温度计提上来，读数：水面15度，水下三尺12度，水底10度。
“水温合适，鱼活跃。”张永江记录，“如果水温低于8度，鱼就不爱动了；高于20度，鱼就往下层躲。”
接着测水质。他用个玻璃瓶取水样，对着阳光看：“水清，微黄，正常。如果发绿，是藻类多了；如果发黑，是污染了；如果发红，是铁锈了。”
他还教阿雅一个土法子——看水泡。“把水样摇一摇，看泡沫。泡沫细密，久久不散，说明水‘肥’，营养丰富；泡沫粗大，很快消散，说明水‘瘦’，营养不足。”
水样摇过后，泡沫细密，持续了约一分钟才散。
“水肥，好现象。”张永江满意地说，“说明江里有机物多，鱼食多。”
除了水，还要观测鱼。但这不能下网捕，只能用眼睛看。张永江教他们看“鱼星”——鱼吐的气泡。
“不同的鱼，鱼星不同。”他指着江面一串小气泡，“这是鲤鱼星，小，均匀。看那儿——”又指另一处，“那是草鱼星，大，单个。再看那儿——”指更远处，“那是鲶鱼星，混浊。”
通过鱼星，可以判断有什么鱼，大概有多少。虽然不是精确数字，但可以作为参考。
辽东湾老虎礁监测点。
王老大带着李强和王海娃，在海上监测。海上监测最危险，因为要下水。
他们选在退潮时监测，这样水浅，相对安全。监测的内容有三项：海底生态、海水质量、海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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