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弟弟从军
一、一九四〇年的春天
柳树刚抽芽的时候，沈家后院那棵枯死的海棠居然真的发出了新枝。
静婉第一个发现的。那天早晨她去井台打水，一抬眼，看见枯黑的枝干上冒出几点嫩红，像是血滴在了墨画上。她愣了好一会儿，才放下水桶走过去，手指轻轻碰了碰那些芽苞——硬的，脆的，带着生命特有的韧性。
“德昌，你快来看。”她的声音有些发抖。
沈德昌拄着拐杖出来——他的腿越来越不好了，去年冬天一场大雪后，膝盖肿得像馒头，如今走路离不开拐杖。他顺着静婉指的方向看去，看了很久，笑了：“我说什么来着？根还活着。”
这成了沈家一九四〇年春天的第一件喜事。虽然日本人的炮楼还在五里外站着，虽然王富贵还是隔三差五来催粮要款，虽然日子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海棠发芽了，这就是希望。
立秋蹲在海棠树下看了半天，忽然说：“娘，这树死了三年，怎么又活了？”
静婉摸着儿子的头——立秋十六岁了，个子窜得飞快，去年做的棉袄袖子已经短了一截。“树跟人一样，”她说，“只要根扎得深，多大的风雪都能扛过去。”
立秋似懂非懂。他记得这棵树，记得小时候在树下玩泥巴，记得姑姑秀英来的时候摘海棠果给他吃。姑姑已经四年没音信了，关外来的信越来越少，最后一封是两年前，说日本人抓得紧，不敢常写信。
“等海棠结果了，给姑姑留几个。”立秋说。
静婉的手顿了顿，没说话。
二月初八，惊蛰。按老话说，这一天春雷响，百虫出。但一九四〇年的惊蛰没有雷，只有绵绵的雨，下得人心里发霉。
沈德昌的风湿又犯了，疼得整夜睡不着。静婉用艾草给他熏，满屋子都是苦香味。嘉禾去县城抓药——赵永贵给的钱，说是感谢沈家这些年的帮助。药很贵，三副药花了半块大洋，但沈德昌吃了确实好些，至少能下炕走几步了。
就是这几步路，让他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事。
那天下午，雨停了，沈德昌想出去晒晒太阳。静婉扶着他到院里，坐在海棠树下的石凳上。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他眯着眼，看嘉禾和建国在修鸡窝——去年秋天好不容易孵出的两只小鸡，冬天冻死一只，另一只被黄鼠狼拖走了。今年开春，静婉用半袋玉米面换了三只小鸡仔，得把鸡窝修结实点。
正看着，院门外传来脚步声。不是一个人，是一队人，脚步声很整齐，但放得很轻。沈德昌示意静婉别出声，自己悄悄挪到门边，从门缝往外看。
是一队穿灰布军装的人，大约二十来个，背着枪，走得很快。领头的是个高个子，腰里别着驳壳枪。队伍最后是个小个子，一瘸一拐的，旁边有人搀着。
队伍穿过村子，向北去了。沈德昌看着他们的背影，心里明白：这是八路军，而且是刚打完仗撤下来的。
他退回院里，对嘉禾说：“晚上多烧点水。”
嘉禾点点头，没多问。这几年，沈家老宅成了游击队的地下交通站，夜里经常有“客人”来。有时候是传递情报，有时候是歇脚，有时候是伤员需要临时包扎。静婉备着一个药箱，里面是赵永贵送来的红药水、绷带和消炎药——在市面上，这些都是紧俏货。
天擦黑时，赵永贵来了，不是一个人，带着两个伤员。一个是腿上中弹，已经包扎过了，但纱布渗着血。另一个是发烧，脸色通红，嘴唇干裂。
“沈师傅，打扰了。”赵永贵很客气，但眼神疲惫，“这两位同志需要休整两天。鬼子追得紧，别的地方不安全。”
“地窖里安排。”沈德昌说。
嘉禾和建国把伤员扶进地窖。静婉拿来热水和干净的布，重新给腿伤的换药。伤口很深，子弹取出来了，但肉翻着，看着吓人。静婉的手很稳，清洗，上药，包扎，动作熟练得像做过千百遍。
发烧的那个叫小李，才十七岁，跟立秋差不多大。静婉用湿毛巾给他敷额头，又熬了姜汤，一点点喂下去。小李迷迷糊糊的，喊着“娘”。
立秋蹲在一边看，眼睛瞪得大大的。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伤员，看到战争的残酷——不是听说，是亲眼看见。
“赵队长，”沈德昌问，“这次仗打得厉害？”
赵永贵坐在炕沿上，喝着静婉递过来的热水：“在雄县那边跟鬼子干了一仗。我们伏击了他们的运输队，打死了七八个鬼子，缴获了一批弹药。但鬼子增援来得快，我们撤的时候被咬上了，伤了五个同志。”
“雄县离这儿可不近。”
“是，转移了两天才到这儿。”赵永贵揉着太阳穴，“鬼子现在搞囚笼政策，炮楼、据点、封锁沟，想把咱们困死。咱们就得跟他们兜圈子，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沈德昌沉默了一会儿，问：“能赢吗？”
赵永贵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但眼神很亮：“沈师傅，我跟您说句实话：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赢。但我知道，只要咱们不投降，鬼子就永远赢不了。他们占着咱们的地，杀着咱们的人，但他们睡不着觉，吃不好饭，时时刻刻得提防着。这就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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