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纪君善去学校一个月，便发现了商机。
京大的学生来自天南海北，南方同学吃不惯北方的粗粮馍，总念叨着家乡的米粉和腊肠；北方同学则好奇南方的茶叶和丝绸。
而学校小卖部的货永远是老三样：搪瓷缸、笔记本、碱面饼干。
“同学，要广西腊肉吗？我从广西带来的，比供销社卖的便宜两毛。”
纪君善捧着大嫂寄来的腊肉，自己都没舍得吃，开始做起了生意。
第一个买的是法律系的师兄，尝了一口就拍着他的肩膀说：“来五斤，给我导师也带点！”
接着，他又将广西的旱藕、茶叶、香猪、马肉、珍珠黄玉米等在学校一一推荐。
他很快摸清了门道：用经济学里的“供需曲线”分析，南方特产在北方校园的需求量极大。
只要能弄到正品，哪怕贵一点也有人买。
他写信给大哥大嫂，让他们托运输队司机帮忙捎货，自己再转手卖给同学，一倒手就是翻倍的利润。
但纪君善不满足于此。
他发现校园里最紧俏的是“辅导资料”。当时大学教材稀缺，尤其是国外的经济学着作，图书馆里只有几本，还被教授们锁在书库里。
他托外语系的同学帮忙翻译，自己熬夜手抄，装订成小册子偷偷卖给学弟学妹。
“这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精华笔记，五毛钱一本。内部资料，限量发售。”
不到半天，五十本笔记就被抢光了。
有同学质疑他“投机倒把”，他笑着解释：“这是知识付费，按劳取酬，政策允许的。”
第一个学期结束，纪君善算了笔账：腊肠、茶叶、笔记等零零总总加起来，两千块变成了五千块。
他给弟弟妹妹分红，但两人不要，又将林染染给的零花钱给他，让他放心大胆创业，以后他们跟着他躺赢。
他又发现京大附近的居民楼里，很多人家有闲置的自行车，但学生们租车难。
他就挨家挨户敲门：“我帮您保管自行车，每月给您五块钱，还负责维修，学生租车的钱我们三七分。”
不到一个月，他就收了两百辆自行车，在校园里开了个“诚信租车点”，按小时收费。
为了防止丢车，他还发明了“押金制度”——押学生证，还车时退还，这在当时可是新鲜事。
纪君善还发现留学生宿舍的外文报纸常常堆在角落没人要，就跟留学生商量：“我帮你们处理废纸，换你们看过的杂志行不行？”
他把这些杂志带回宿舍，挑出里面的时尚插图、科技新闻，剪辑成一本本海外见闻，卖给美术系、物理系的同学，每本两块钱，比买原版杂志便宜多了。
不仅如此，纪君善的目光盯上了“高考辅导”。
那时候县城的中学缺老师，尤其是英语、数学老师，很多学生想复读却找不到好资料。
他联合京大几个学生，成立了一个“高考辅导资料编写组”。他们分工合作：数学系的整理习题集，英语系的翻译阅读题，纪君善则负责把这些内容汇编成册，再找海淀的印刷厂排版印刷。
为了让资料“接地气”，他特意回了趟县一中，跟校长商量：“我免费送你们五十本样书，要是学生觉得好用，就让他们通过邮局汇款买，每本定价三块五，比供销社的复习资料便宜一块。”
校长半信半疑，没想到样书刚发下去就被抢空。
一个复读生在信里写道：“京大哥哥编的资料就是不一样，例题都带解题思路，比老师讲的还清楚。”
放假的时候纪君善干脆在县城租了个小门面，挂了块“京大高考咨询处”的牌子，雇了两个高中毕业生负责收发信件、邮寄资料。
他还搞了个“订阅服务”：一次性订全年资料，送一本京大的明信片。
这个点子戳中了很多学生的“名校情结”，不到三个月就收到了两千多份订单，光邮费就赚了八百块。
大二那年，政策有了新动向：允许个体工商户经营小商品。
纪君善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大机会。
他从银行贷了五千块钱，在县城租了个门面，开了家“新潮百货店”。
别人进货都去省城，他却跑到广州。
在广州的小商品市场，他发现电子表、蛤蟆镜、的确良衬衫正流行，但县城里还很少见。
他一口气进了两百块电子表、五十副蛤蟆镜，还有十大捆的确良布。
运回县城时，海关查得严，说他“倒卖紧俏商品”，把货扣了。
纪君善不急不躁，拿出学生证和学校开的“社会实践证明”：“我是京大学生，搞城乡经济调研，这些是样品，用来研究不同地区的消费差异。”
他还跟海关人员算了笔政策账：“现在鼓励搞活经济，这些商品在广州过剩，在我们县城稀缺，我运回去是调剂余缺，符合政策导向。”
海关人员被他说动，最终放行了。
百货店一开张，果然火了。
电子表卖十五块一只，进价才三块；蛤蟆镜更是被年轻人抢着要，原价八块，被炒到二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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