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免疫系统”培育计划在“岩铸纪元”等文明艰难而缓慢地推进着，如同在板结的土壤中挖掘沟渠，引导信任的活水重新流淌。地球团队在持续输出经验与支持的同时，也越发深刻地体会到这项工作的复杂与漫长——它触及文化惯性、权力结构与深层人性，每一次微小的制度改良或意识唤醒，都伴随着无形的阻力与消耗。
就在团队将更多精力投向这种“社会生态疗法”时，张帅帅和沈舟在“静默神殿”中，监测到一个起初被忽略、但逐渐无法忽视的异常模式。这个异常并非来自外部威胁，而是来自“认知防疫网络”内部，尤其是那些长期深度参与逆模因防御与文明疗愈工作的核心成员——包括他们自己。
数据显示，在过去六个月中，长期担任“认知和弦”协调员、创伤引导者的曹荣荣，其个人认知场域的“情感光谱”出现了微妙的窄化与钝化迹象。她依然能高效共情，但传感器记录显示，她对“喜悦”、“惊奇”、“宁静”等正向细腻情感的共鸣强度，出现了平均约8%的下降；而对“悲伤”、“愤怒”、“焦虑”等负向情感的共鸣阈值却在降低，更容易被触发且持续时间略长。
更普遍的现象是，团队中多位长期负责“阴影整合”和“疤痕探测”的成员，报告了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情感麻木，以及一种难以名状的“存在性疲惫”——仿佛长期凝视深渊，自身的一部分光也被深渊吸取了。
“这比‘治疗者耗竭’更微妙，”沈舟对比着曹荣荣的基线数据，“TGP（治疗者守护协议）有效防止了急性创伤和能量枯竭，但这种……慢性的、认知层面的‘磨损’，似乎超出了协议的保护范围。”
鲍玉佳自身也有隐约的感觉。她发现自己最近回忆银行大厅事件时，那份最初炽热的情感冲击依然在，但外围的细节、当时空气中的气味、旁观者细微的表情，这些曾经鲜活的感官记忆，似乎蒙上了一层薄雾。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概念化的“责任认知”和“象征意义”。这变化极其轻微，若非刻意内省几乎无法察觉，但它存在。
几乎同时，负责为“抉择之点”中心开发下一代“罪影透视”沉浸式体验的梁露和程俊杰，在测试新场景时遇到了瓶颈。他们试图构建一个能让人更深刻理解“被迫转化参与者”（即KK园区普通“员工”）处境的心理场景，但测试者反馈，体验更多引发了恐惧和厌恶，而非预期的复杂理解与悲悯。
“我们好像……被困在某种‘防御者视角’里了，”梁露苦恼地说，“我们设计的一切，都带着一层无形的‘这是错误、这是危险、这是需要抵抗的’滤镜。我们失去了那种……平视的、理解复杂人性的能力。”
（一）追溯KK：加害者的“人性残影”
为了打破这种瓶颈，也为了更深入理解团队自身可能面临的认知“磨损”，他们决定再次回溯KK园区的记忆，但这次将焦点投向一个此前刻意回避或简化处理的群体——那些从受害者转变为加害者的“员工”，尤其是其中并非天生残忍、而是在极端环境下逐渐扭曲的普通人。
在“抉择之点”的高度隔离分析室，他们调取了一些获救“员工”的深度心理评估与访谈记录。这些记录此前多用于取证和了解犯罪手法，但这次，团队带着不同的目的重新审阅。
记录一：阿明，22岁，被骗至KK园区前是一名外卖员。
“……他们打我，关水牢，不给饭吃。我熬了半个月，实在不行了。他们说，只要完成‘基础任务’（骗到第一笔钱），就能有饭吃，不用挨打。我第一次打电话，手抖得厉害，话都说不清，没成功。又挨打。后来……后来我麻木了。我把电话那头的人想象成游戏里的NPC，把骗到的钱数想象成游戏积分。只有这样，我才能继续下去。我恨那些人吗？不，我恨不起来，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我只记得恐惧，和完成任务后那几分钟不用挨打、有口饭吃的……平静。”
记录二：小雅，25岁，被男友以“高薪工作”骗去。
“……我被迫‘上班’。看着那些被骗的人，有的哭，有的骂，有的求。我一开始也哭。后来一个‘组长’跟我说：‘想想你自己怎么来的。你不做，下一个就是你。这世界就是这样，弱肉强食。’慢慢地，我开始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开始主动学习话术，研究怎么让人更快上当。我业绩好，他们给我换了稍好的房间，偶尔给点零食。我甚至……有点骄傲。我觉得我适应了，我‘活下来’了。直到被救出来，看到阳光，听到警察说‘你们也是受害者’，我才突然开始呕吐，停不下来……”
记录三：老陈，40岁，因生意失败欠债，被“高薪招聘”诱骗。
“……我年纪大，学得慢，经常挨打。后来我发现，教新来的‘猪仔’（新受害者）适应规矩，管着他们别闹事，能让我好过点。我就……成了‘协管’。我告诉自己，我是在帮他们‘适应’，少受点皮肉苦。我有时候甚至会安慰那些哭的人，用我自己都不信的话。我变得……会算计了，算计怎么在管理者和‘猪仔’之间找平衡，怎么让自己过得稍微像个人。救出来以后，我儿子不肯认我。我觉得……我不配。我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已经烂掉了，洗不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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