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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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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26日……星期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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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两三天课，我已适应了拿着书到不同教室上课的模式。课间教学区的走廊、路上到处是来去如风、行色匆匆找教室的人。课表上，我们的课排得不算满，两三天里总有一两节课的空档，但空档和休息时间会被各种活动和任务塞满。我每天都很忙，像陀螺一样，在必须完成的各种事项中不停旋转。
二胡太久没练，我已有些生疏，借来练了一次，只简单的《良宵》能勉强顺下来。我想打退堂鼓，于新之没给我机会，他听了听，就不由分说地把这节目列上了迎新晚会名单。这操作不禁让我满腹狐疑：莫非报的节目太少，不足以撑起一台晚会？随后的两次彩排，由于各种组织、沟通不到位，我没见到全部的参演节目，也没再见过二胡。报送的节目多少不清楚，但对系里组织活动的能力，我心里多少有了点底。二胡在演出前大概率是借不到了，而这个节目也不可能被撤掉。我不想演出时当众出丑，就只能抽空对着曲谱，多多进行无乐器练习了。
今天上午，大学语文课后有两个课时没课。班长和支书抓住这个空档，组织大家在男生宿舍活动室开团组织生活会。有学姐列席参加，正是那日与伍和德一起做立体构成的女生。我想上前打招呼，又怕过于刻意，便在视线对上时冲她笑了笑，她也不着痕迹地点点头，然后落座。
会议主题是你眼中的大学、大学生和大学生活。班长于昂主持。熟悉的冷场、熟悉的尴尬，让我想起高一时方倩倩组织各种活动响应寥寥的场景，想起她无助地独自站在讲台上，被气哭跑下台的样子，想起副班长用纸折的“小女孩”安慰她。
于昂终究不是方倩倩。他提前安排好了捧场的“托”，他点名让“托”发言救场，就像原来公开课上，老师点背好答案的学生回答问题一样。贾巧是省城人，她说外地人管省城叫“大县城”，觉得这里“脏乱差”。作为本地人，她觉得自己要做些有用事为自己的城市争光。不料这话却引来城市同学们“断章取义”的附和，说学校的确像个大市场、大农场，垃圾堆在食堂旁，校园里灰多、环境差，树种得丑，管理死板，规矩多不自由，消息传达混乱又滞后……几个相似的言论相继抛出后，气氛热烈起来，大家在声讨校园环境和制度管理上各抒己见，一发不可收拾。
“听说咱们班只有9个人第一志愿是这里，其他21人是服从调剂和非第一志愿来的。我想知道其他人知道自己被录取时，是什么心情？”支书袁婧尝试把焦点拉回到“大学生”这个话题上：“我抛砖引玉哈。我很喜欢医生这个职业，第一志愿填的是省城的医学院，知道要来这里时哭了三天，很不甘心。”
“我也是！”陈静曼说：“听说被录取时我很伤心，但不想复读，就勉强来了。在报道当天还动过打道回府的心思。要不是路费贵，我可能就回去了。都说上大学很悠闲，开学后我发现不太适应这种自由的教学方式，压力还挺大的。”
“我是调剂来的，对农业不了解，也不想学农。我们这专门听说不怎么好就业吧？”
……
讨论围绕含有农学性质的学校和专业，又展开新一轮质疑。我不知道原来那么多人有那么多原因和理由看不上这座城市、这个学校、这个专业，甚至是这里的伙食和住宿条件，即使这些在我眼里已经足够好。是我眼界太窄，还是我标准太低？抑或对于无法改变的事实，我只会接受，埋头适应，适应不了也只会怪自己能力不足，而不会想是否规则不合理？
“我们在这里抱怨这些有什么用呢？是能换学校，还是能换专业吗？既来之，则安之吧！”我轻声说，这话像给活动室施加了冻结魔法，声音瞬间消失，气氛凝固，达到一句话冷场的效果。我把这话细细琢磨一遍，才体会出其中有责怪、背刺前面所有发言人的意味。
“我们入学时也像你们一样，猛烈抨击学校，质疑专业前景，抱怨环境和消息三级传递，层层传递，层层走样和滞后……但在这里生活一年后，你们会发现生活和住宿条件一届比一届好，周围的环境也在不断改善。大学就是个微缩社会，大家会在这里慢慢成长。要相信，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学姐掷地有声的话打破我造成的短暂沉寂。于昂顺势提议大家讲讲学校的优点，让剑拔弩张的气氛得以缓和。
会后，贾巧凑过来小声对我说：“我觉得你那句话说得挺好的。”我客气地回她一个微笑。在第一次班会支书提名时，我推荐了她。她是省城人，比外地人熟悉这个城市和学校，在与严冬灵的对话中，她显得大方、说话周全，有比我广的消息来源。根据这些，我推断她能胜任支书一职，仅此而已。提名后，贾巧虽未当选，但对我尤为亲近。她会特意跑来跟我说话，或者有活动时坐在我旁边。礼尚往来，我会礼貌地回应她的热情。我的回应使她受到鼓舞，对我也越发殷勤起来，吃饭、上下课和上厕所都会来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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