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7日至2月10日。
租界的天空似乎永远蒙着一层洗不净的灰翳，
正如《沪上星报》那篇《毒链现形》报道所投下的巨大阴影，
沉甸甸地压在黄浦江两岸，渗透进这座孤岛的每一道砖缝、
每一条弄堂、每一间看似体面的办公室。
舆论的海啸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平息，反而在持续发酵、叠加、
汇聚成一股令租界当局和幕后黑手都感到窒息的滔天巨浪。
工部局仓促发布的“高度关注、责成彻查、冻结资产”公告，
如同在沸腾的油锅里滴入一滴水，只激起了更大的嗤笑与愤怒。
民众和舆论要的不是含糊其辞的“关注”，是抓捕，是审判，是追究！
是让那个左手有盘蛇纹身的周福生、那个神秘阴毒的“法师”、那些签发“加速清理最优方案”的官僚、
以及所有沾满闸北难民鲜血的刽子手，统统付出代价！
闸北隔离区内的抗争愈演愈烈。在周三、小顺子等有心人的暗中组织和引导下
，难民们不再仅仅是悲愤的哭喊和盲目的冲击，而是开始有组织地提出明确诉求：
立即由租界中外公正人士组成独立调查团，彻底查清投毒真相；
严惩所有涉案人员，不论其身份背景；对全体受害难民进行医疗救治、经济赔偿和妥善安置；
工部局必须就监管严重失职公开道歉，并追究相关官员责任。
这些诉求被写成标语，挂在铁丝网上，贴在临时窝棚外，
并通过一些胆大的难民代表，设法传递给外面的记者和声援团体。
租界内，知识界、法律界、工商界乃至部分开明士绅的联署声援信雪片般飞向工部局大楼。
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等校学生开始组织小规模的抗议集会。
一些外国侨民团体也对此表达“严重关切”。
公共租界巡捕房承受着来自工部局和民意的双重压力，
不得不“加大侦破力度”，对成都路枪击案进行“深入调查”，
并“积极搜寻”昌隆地产法人周福生及“通运清洁社”相关人员。
然而，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些行动雷声大、雨点小，更像是一种应对舆论的表演。
真正的风暴眼，似乎正在向另一个方向悄然移动。
2月8日，上午。公共租界，一栋不起眼的办公楼内，“昌隆地产”名义上的办公室。
这里早已人去楼空，办公桌椅积满灰尘，
只有那份冻结资产的公告凄凉地贴在紧闭的玻璃门上。
然而，在楼下一间咖啡馆的角落，一个戴着礼帽、遮住半张脸的男人，
正与一名穿着体面、拎着公文包的律师低声交谈。
“……破产清算程序已经启动，所有债权债务将按法律程序处理。
公司账目……嗯，有些混乱，需要时间厘清。” 律师推了推眼镜，语气谨慎，
“至于周福生经理……他是公司聘请的临时负责人，主要负责前期业务拓展，
很多核心决策和财务，他可能并不完全知情。
而且，根据我们目前了解，他本人似乎也牵涉一些……不当的个人行为，
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昌隆地产也是受害者。”
“临时负责人？个人行为？” 帽檐下的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弧度，
“这个说法，上面认可吗？”
“唐先生那边……已经打点过了。关键是要快，要干净。
所有可能与周福生个人‘不当行为’相关的文件、账目、联络记录，都必须‘妥善处理’。
至于那个技术员秦德昌指控的……什么‘法师’、‘投毒’，纯属无稽之谈，是被人利用构陷。
昌隆地产是一家合法注册、意图参与闸北改造、造福市民的正经公司，
不幸所托非人，被周福生这样的败类蒙蔽、利用，乃至拖累，
我们深表遗憾，也将保留对周福生及造谣诬陷者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律师的语调变得流畅而官方，仿佛在背诵一份精心准备的声明。
“很好。该走的程序走完，该撇清的关系撇清。
必要的时候，可以找一两个‘无关紧要’的中间环节的人，
出来‘承认’一些‘管理疏忽’或‘被周福生欺骗’，但绝不能牵扯到唐先生和‘那边’。”
男人压低声音，“周福生本人……有消息吗？”
律师摇摇头，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惧意：
“最后一次联系是四天前，之后便杳无音信。他租住的地方也清理得很干净。
恐怕……凶多吉少。不过这样也好，死无对证。”
“嗯。‘那边’也传来消息，会处理好‘法师’和那些‘手脚’。
‘黑虎堂’折进去的人，家属会得到‘安抚’，让他们闭嘴。
工部局里拿了钱的，知道该怎么做。眼下风头太紧，
一切以‘切割’和‘止损’为第一要务。弃车，才能保帅。”
男人端起咖啡，轻轻啜了一口，动作优雅，眼神却冰冷如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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