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中旬。
冬日的寒意未褪，但笼罩在闸北棚户区上空那股令人窒息的、
混合着死亡、毒物与绝望的阴云，似乎在缓慢地、极其艰难地消散。
随着“昌隆地产投毒逼迁”的惊天黑幕被《沪上星报》连续重磅报道彻底撕开，
暴露在租界乃至国际舆论的炙热聚光灯下，
一切见不得光的操作都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
工部局在巨大的民意压力和社会各界的持续追问下，被迫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
被污染的主井被永久封闭，并设立了警示标识。
由工部局卫生处牵头，联合租界内几家教会医院和华人慈善团体，
组建了临时的“闸北疫病救治与卫生改善小组”，
向隔离区内的难民提供基础的医疗筛查、
药品分发（主要是对症支持治疗和预防继发感染）以及有限的清洁饮水、食物补给。
针对性的驱砷治疗对大多数已中毒较深的患者效果有限，
但至少阻止了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和新的死亡高峰。
那些在冲突和恐惧中死去的难民遗体，在舆论压力和部分慈善机构的斡旋下，
也得到了相对妥善的集中处理，而非最初的草草掩埋或焚烧。
幸存者的情绪，从未有过的真相大白所激起的滔天悲愤，
逐渐沉淀为一种更深沉、更坚韧，也更具组织性的诉求力量。
在周三、小顺子等人的暗中串联下，几个规模较大的难民聚集点选出了代表，
开始有组织地向工部局救济小组反映具体困难，
要求更透明的物资分配，并持续追问对受害者的赔偿和长远安置方案。
铁丝网没有完全撤去，但巡捕的警戒明显松弛了许多，
进出管制也不再像最初那般严酷得不近人情。
一些有亲友在隔离区外的难民，经过严格的身体检查和承诺后，被允许有限度地出入。
生活的韧性与求生欲，开始在这片饱经摧残的土地上，极其缓慢地重新萌发嫩芽。
窝棚依旧低矮破败，污水依然横流，但空气中那股甜腥的毒物气味和浓烈的消毒水味淡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炊烟、药汤和人们压低了声音、却更显坚定的交谈。
这像是一场胜利。一场用鲜血、勇气、无数不眠之夜和近乎孤注一掷的冒险换来的，惨烈而代价高昂的胜利。
2月15日，午后。法租界边缘，新的隐蔽据点。
这是一处由虔诚的天主教徒嬷嬷暗中提供的、
与世隔绝的修道院后院杂物间改造的临时居所，
虽然简陋，但异常安静，带着一股旧木头和干草药的气息，
与之前那些弥漫着紧张和危险气息的安全点截然不同。
阳光透过高高的、蒙尘的气窗，在地板上投下几道斜斜的光柱，尘埃在光中缓缓浮动。
韩笑腰间的伤口愈合良好，已能下地缓慢行走，
只是动作间仍不免牵动，脸色也还带着失血后的苍白。
他靠坐在一张旧藤椅上，就着窗户透进的光亮，
仔细地擦拭、保养着随身的手枪零件，动作一丝不苟，仿佛在进行某种仪式。
金属部件在粗布上摩擦，发出轻微而规律的沙沙声。
林一坐在他对面一张跛腿的书桌旁，面前摊开着秦德昌的那个小笔记本、
他自己整理的技术分析报告，以及那本从中西功文章中获得灵感、
辗转托人从旧书市淘来的《近代中国秘密结社与沿海贸易网络》。
他看一会儿笔记，又抬头望向窗外那一方被高墙切割出的、灰蓝色的天空，
眼神时而专注，时而飘远，不知在想些什么。
冷秋月则在房间另一角，伏在一张摇摇晃晃的小几上，
就着窗外最后的天光，在稿纸上写着什么。
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与韩笑擦枪的沙沙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种奇异的、充满沉思意味的宁静。
陈默群不在。他去处理一些“外围事务”，
并设法打探昌隆地产破产清算的最新进展，以及周福生失踪案的任何风吹草动。
“阿明说，周三爷他们那边，难民代表和工部局的救济小组扯皮好几次了。”
韩笑没有抬头，声音平静地打破沉默，
“要干净的铺盖，要过冬的厚衣服，要小孩子吃的米糊，
还要保证每天有足够的、确定无毒的清水。
工部局的人推三阻四，说预算有限，程序繁琐。
周三爷他们也不急，就一遍遍磨，发动难民一起施压。
听说，有几个洋人记者和慈善机构的人去看过，写了报道，
工部局脸上挂不住，昨天又松口拨了一批旧军毯和罐头。”
“杯水车薪。” 林一轻声说，目光依旧落在书页上，
“但至少，他们在争，在为自己争取活下去的基本条件，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能绝望地等死或者任人宰割。这不一样。”
“是不一样。” 韩笑将擦亮的枪管举到光线下仔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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