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五,酉时三刻。
总督衙门书房里,烛火通明。薛福成垂手站在书案前,背挺得笔直,但手指在袖中微微发抖——不是害怕,是激动。他没想到,那叠万言书递上去才两个时辰,曾国藩就派人把他从客栈里“请”了过来。
“坐。”曾国藩指着对面的椅子。
薛福成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下了,只敢坐半个屁股。
“你的《上曾侯相书》,我看了。”曾国藩开门见山,“写得很好。虽然有些地方……稚嫩了些,但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学生……学生狂妄。”薛福成低下头。
“不狂妄,怎么叫年轻人。”曾国藩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些疲惫,有些……说不清的东西,“你今年多大?”
“二十二。”
“二十二……”曾国藩重复着这个数字,眼神有些飘忽,“我二十二岁时,刚中进士,在翰林院做庶吉士。每天抄抄写写,读读圣贤书,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和你现在,倒有几分像。”
薛福成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他没想到,这位名震天下的湘军统帅、两江总督,会跟他说这些。
“你是江苏无锡人?”曾国藩又问。
“是。”
“无锡薛家……”曾国藩沉吟片刻,“薛湘,是你什么人?”
薛福成浑身一震:“那……那是先父。”
书房里安静下来。
烛火噼啪,墙上两人的影子晃动。窗外的月亮又升高了些,圆得像是要滴下银汁。
曾国藩盯着薛福成,看了很久。目光从额头到眉毛,从眼睛到鼻梁,从嘴唇到下巴——像是在找什么,又像是在确认什么。
“像,”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真像。”
“侯相……认识先父?”
“何止认识。”曾国藩站起身,走到书架前,从一个暗格里取出一个小木匣。打开,里面不是金银珠宝,是一叠信。
泛黄的信纸,墨迹已经淡了,但字迹还能辨认。
“道光二十一年,”他抽出一封,递给薛福成,“你父亲写给我的。那时他在无锡办团练,我在北京做翰林。他在信里说,洋人船坚炮利,非我朝弓马可敌。要自强,必须‘师夷长技’——这话,跟你写的,一模一样。”
薛福成接过信,手在抖。
他认得父亲的笔迹。那些字,工整中带着刚劲,和他记忆里的一模一样。信纸边缘有磨损,显然被反复看过很多次。
“还有这封,”曾国藩又拿出一封,“道光二十三年。他说想送儿子去上海,跟洋人学格致之学。但家里老人反对,说那是‘奇技淫巧’,有辱门风。”
薛福成眼眶红了。
这事他记得。那年他五岁,父亲抱着他,指着东边说:“福成啊,那边是大海,海那边有番邦。他们有些东西,比咱们强。爹想送你去学,可你爷爷不让……”
后来父亲就没再提了。
再后来,父亲死了——不是病死的,是在无锡保卫战里,被太平军打死的。尸体都没找全,只捡回一条胳膊,埋在了祖坟里。
“你父亲是我在翰林院时的同窗。”曾国藩坐回椅子上,声音很平静,但眼底有暗流涌动,“我们同一年中的进士,他二甲第七,我三甲第四十二。他笑我是‘同进士如夫人’,我笑他是‘书呆子不知世事’。”
“后来呢?”
“后来……他回了江苏,我留在北京。他办团练,我编史书。他写信给我,说洋人可怕,要早做准备。我回信给他,说圣贤之道才是根本,洋人不足惧。”
曾国藩苦笑:
“现在想想,他是对的。我错了。”
薛福成说不出话。
他看着眼前这位侯相,这位传说中“平定长毛、拯救半壁江山”的英雄,此刻脸上没有半点得意,只有深深的疲惫和……悔恨。
“咸丰二年,太平军打到无锡。”曾国藩继续道,“你父亲带着三千团练守城,守了七天七夜。最后城破,他……战死了。”
“我知道。”薛福成声音哽咽,“母亲说,父亲死前让人带话出来:告诉涤生,他说的对,洋人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人。”
涤生。
曾国藩的字。
薛福成从没听母亲提过,父亲和曾国藩有这样深的交情。
“你母亲现在……”
“前年病逝了。”薛福成擦擦眼睛,“临终前,她把父亲留下的信都烧了,只留了一句话给我:去找曾涤生,告诉他,薛湘的儿子……来了。”
来了。
两个字,轻飘飘的,却像千斤重担,压在曾国藩心上。
他看着薛福成,看着这张和故友七分相似的脸,看着那双眼睛里和故友一样执拗的光,忽然觉得……宿命,真是个奇妙的东西。
三十年前,他和薛湘在翰林院争论“洋务”。
三十年后,薛湘的儿子,带着同样的理想,跪在了他面前。
“你父亲……”曾国藩顿了顿,“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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