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份薄薄的文件，此刻在陈晓手里重若千钧。纸张粗糙的边缘摩擦着他的指尖，带来一种冰冷的刺痛感。
他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脏在胸腔里沉重而缓慢的跳动声。地下室里无线电滴滴答答的声响、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其他人低低的交谈声，都仿佛被隔离开来，变得模糊而遥远。
最终处理意见……这几个字像淬了毒的冰锥，散发着不祥的气息。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稳定住微微颤抖的手指，翻开了文件。
里面是格式化的公文用语，打印的字体清晰而冷漠。简要复述了沈望的基本情况、被捕原因（参加非法抗日集会），以及后续的审讯（标注为“经初步核查，未发现与其他党派有明确组织关联”）。
关键在最后一部分：
“……鉴于该员情节轻微，且年轻识浅，经上报核准，予以酌情处理。拟安排进入‘特殊渠道’，进行为期六个月的思想观察与技能培训。培训期间，一切对外通讯中断。培训结束后，视考核结果及战时需要，另行分配工作。原案卷封存。”
文件的末尾，盖着一个鲜红的、模糊的印章，下面需要现任经办人，也就是陈晓，签上自己的代号和日期，以示经手归档。
陈晓盯着那几行字，反复看了三遍。
“特殊渠道”？“思想观察与技能培训”？“另行分配工作”？
这些措辞极其含糊，充满了某种刻意的、官僚主义的模糊性。它没有明确说沈望被释放，也没有说他被处决，而是将他投入了一个名为“培训”、实则为某种意义上的“内部监管”或“另类利用”的程序中。
这算是最好的结果吗？至少在纸面上，他活下来了，甚至还有可能“为国家做事”。但这其中的不确定性，以及“一切对外通讯中断”所暗示的与过去世界的彻底割裂，又让人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陈晓拿起笔，蘸了墨水，在那份决定了一个人命运的文件末尾，签下了“夜莺”两个字，以及当天的日期。墨迹洇入纸张，像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
他将文件归入标注着“已处理”的档案筐里，感觉像是亲手合上了某本书的一页，而书的内容，他却无权更改。
“看完了？”老吴的声音在一旁响起，他正拿着一个茶杯喝水，目光似乎并未特意关注陈晓，但又好像什么都看到了。
“看完了。”陈晓低声回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嗯。”老吴放下茶杯，“干我们这行，以后会经手很多人的命运。有的能救，有的救不了，有的……不值得救。习惯就好。”
他的话冷冰冰的，没有任何安慰的意思，更像是一种职业性的告诫。
陈晓没有回答。他无法习惯，至少现在不能。
他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到眼前杂乱的情报上，试图用工作麻痹自己。他将那份关于日军舰艇调动的报告单独放在一边，又陆续从信息堆里挑出几条值得关注的：一条是关于上海日本侨民团体近期频繁集会，呼吁“保护侨民利益”、“采取坚决措施”；另一条是海关内部流出的、某几家日本洋行近期进口货物清单出现异常，多了许多非民用物资。
他开始尝试将这些零散的点串联起来，在脑子里构建一个模糊的图景：日军在华北动手的同时，在上海方面也在进行着紧张的舆论和物资准备，他们很可能也在策划行动，以配合北方战事，或者趁机扩大战端。
这种基于信息碎片进行逻辑推理和趋势预测的能力，对他来说几乎是本能，是后世信息爆炸时代锻炼出的基本素养。但在这个时代，这种宏观联系和微观分析结合的能力，显得尤为稀缺。
一下午的时间很快过去。陈晓处理情报的速度和准确性，显然超出了老吴的预期。下班（如果这种地方有下班概念的话）前，老吴又拿来了几份更密级的电文，是各潜伏小组发回的关于日军部队番号、调动方向的零星报告，让他尝试进行整合标注。
当陈晓将一份整合后的态势草图（标注了日军几个主要驻地和可能的移动方向）交给老吴时，老吴看着那张虽然简陋但条理清晰的草图，再次推了推眼镜，看了陈晓足足好几秒钟。
“你以前……真的没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老吴的语气里带着难以置信的疑惑。
陈晓心里一紧，知道又差点露馅，连忙道：“就是……平时喜欢看地图，瞎琢磨。可能……有点小聪明。”
老吴没再追问，只是把草图仔细收好，嘟囔了一句：“这小聪明……有点吓人了。”
晚饭是在地上食堂解决的，简单的饭菜，众人沉默地吃着。陈晓注意到，这个据点里的人员流动性很大，有些人吃完饭就匆匆离开，有些人则彻夜守在无线电前。
夜里，他被安排睡在地下室角落的一个简易行军床上。条件比训练营的草垫子稍好，但空气中始终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紧张和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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