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奸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名字被血色划去，陈晓的“清理”工作转向了另一个层面。
他坐在梅机关办公室里，指尖划过一份关于日军后勤系统濒临崩溃的内部简报，上面冰冷的数字揭示着这架战争机器正从内部嘎吱作响地崩解。
他知道，他必须在日本这艘破船沉没之前，给自己铺好所有的路——不仅是逃生通道，还有未来的“善缘”。
目光扫过保险柜里那几份烫手的“私产”：几处通过皮包公司持有的、位置不错的房产契书；一批之前倒卖物资时剩下的、诸如盘尼西林、五金零件、棉布等紧俏货，存放在李爷控制的几个秘密仓库；还有一些他筛选过的、并非最核心但仍有相当价值的日伪经济、社会情报汇总资料。
这些东西，对他即将开始的“新生”而言，是负担，是风险。但若处理得当，却能成为未来的“善缘”。
他的目光，最终投向了上海地下党。他们是这片土地上坚持到最后的抵抗力量之一，也是未来的胜利者和这片土地的新主人。向他们“捐赠”，无疑是一种政治投资，一种为自己预留后路的高明手段。
资敌？在他看来，这更像是物归原主，或者说是将资源交给更值得托付的人。
用从敌人那里扒拉来的东西，去资助敌人的敌人，这套资源循环利用，算是被自己玩明白了。
行动必须绝对匿名和隐秘，不能留下任何指向自己的线索。
他选择了上海地下党一个已知的、但并不那么核心的、用于接收外围捐赠或传递一般性信息的备用联络点——一家名为“墨缘斋”的旧书店。这家书店背景相对干净，但陈晓通过之前的情报分析，结合一些看似偶然的街头观察和电话局“无意”泄露的异常通话记录，确认它是红色政权方面《新华日报》的分销点，与地下党有若隐若现的联系。
在一个细雨绵绵、能见度极低的深夜，一辆没有牌照、破旧不堪的货运卡车，如同幽灵般悄无声息地停在“墨缘斋”后门一条肮脏的、没有路灯的小巷里。几个穿着蓑衣、戴着斗笠、完全看不清面容的汉子，动作麻利地从车上卸下十几个密封严实的木箱和一个包裹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小铁盒，迅速堆放在书店后门的屋檐下，整个过程如同经过精密计时，不到三分钟。然后，卡车如同它出现时一样，无声地消失在浓密的雨幕和夜色中。
木箱里，是那些盘尼西林、五金零件和棉布。小铁盒里，则是房产契书和那叠情报资料，上面用仿宋体工整打印着一行字：“物归原主，聊助薪火。无名氏赠。”
没有落款，没有标记，没有任何可以追踪的线索。连打包用的绳结，都是最常见的、毫无特色的水手结。
第二天清晨，“墨缘斋”的老板——一个戴着圆框眼镜、看似普通的中年人——像往常一样打开后门，准备清扫台阶。他被眼前堆积如山的物资吓了一跳，手中的扫帚差点掉在地上。
他警惕地四下张望，狭窄的巷子里空无一人，只有雨水顺着屋檐滴落的单调声响。他迅速而费力地将所有东西拖进店内，反锁后门，拉上厚厚的窗帘，动作一气呵成，之前的慵懒迟钝消失不见。
他仔细检查了木箱和小铁盒里的东西，越看越是心惊。这些物资，尤其是价比黄金的盘尼西林和稀缺的五金，对于处境艰难、缺医少药又缺乏工具的地下党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那些位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交界处的房产契书，更是未来的绝佳活动据点和紧急避险所，或者变卖后成为宝贵的活动经费。而那叠情报资料，虽然并非绝密，但其中关于日占区经济崩溃的具体数据、某些伪政府官员见不得光的腐败记录、以及几处日军后勤仓库的分布草图和守卫换班时间表，都具有相当的价值。
“无名氏赠……”老板反复看着那张字条，眉头紧锁，脸上的皱纹都挤成了深沟。他用手指捻着纸张，对着灯光仔细查看，又嗅了嗅味道，试图找出任何蛛丝马迹。
是谁？能在日军严密封锁下搞到这么多紧俏物资？
是谁？对地下党的这个备用联络点了如指掌？
是谁？会在这种白色恐怖日益癫狂的时候，冒着天大的风险，进行如此巨额的、不求回报的“捐赠”？
是圈套吗？敌人故意抛出的诱饵，想放长线钓大鱼？可这些物资和情报都是实实在在的，看不出任何明显的标记或陷阱。是国际友人？还是某个具有远见和爱国心的神秘资本家？
他不敢怠慢，立刻通过最高密级的紧急渠道，向上级汇报了这一“天上掉馅饼”的诡异事件。消息在加密的电波和秘密交通员的接力下，迅速传递。
上海地下党的几位核心负责人接到报告，同样感到极大的困惑和警惕。他们排查了所有可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甚至怀疑这是否是敌人设下的一个极其高明的圈套。
但经过反复验证和风险评估，物资是真的，情报是有价值的，房产契书也是有效的。似乎……真的只是一笔匿名的、慷慨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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