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成立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如同一记记响亮的耳光，抽在那些曾信誓旦旦保证“自由中国”必将胜利的政客和将军脸上。
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政坛，正被一场名为“谁失去了中国？”的问责风暴搅得天翻地覆。失败主义的阴云与歇斯底里的指责交织，国会听证会上充斥着情绪化的咆哮和寻找替罪羊的狂热。
关岛基地虽然偏安一隅，但通过加密电传和每日飞抵的运输机带来的文件，陈晓依然能清晰感受到那股从华盛顿蔓延而来的政治低气压。一些极端的声音甚至开始重新鼓吹军事干预，尽管他们自己也说不清该如何干预一个已经基本统一的大陆。
在这种混乱的背景下，哈里森准将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阴沉。他所在的务实派系主张面对现实、避免进一步卷入亚洲大陆事务，在“丢失中国”的政治风暴中承受着巨大压力。
一天，哈里森直接将一叠厚厚的、充满愤怒质问语调的国会听证记录摔在陈晓面前，语气带着罕见的焦躁：“陈顾问，看看这个！我们需要一份足够有分量的系统性评估报告，来回应这些……噪音！必须说清楚，中国到底是怎么‘丢’的！我们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陈晓明白，这是一次关键的考验。他的分析将不再仅仅是内部参考，而可能成为哈里森派系在华盛顿政治斗争中自卫和反击的武器。
他接下任务，将自己关在保密级别更高的“新办公室”里——这是在他准确预测苏联核爆影响后获得的小小升级。凭借更高权限，他调阅了自1945年以来的大量对华观察报告、经济数据、军事评估和外交电文。
经过近一个月的潜心梳理和撰写，一份题为《“失去中国”再审视：根源、过程与战略启示》的长篇报告，摆在了哈里森的案头。
报告开篇便直指核心：“‘失去中国’这一表述本身存在误导性。它暗示中国曾是美国的囊中之物，只因某些政策失误或投入不足而丢失。事实是，中国从未被美国‘拥有’。国民党的失败，是其自身政权结构性腐朽的必然结果，非美国投入不足所致。”
他系统回顾了1945年以来的历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并未利用其法统优势进行有效的国家重建与社会整合，反而迅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腐败、通货膨胀和派系内斗。其军队虽接收了大量美械装备，但低落的士气、僵化的指挥和普遍的贪腐，使其战斗力远逊于组织严密、目标明确且获得广大农民支持的共产党军队。”
他引用了大量具体事例和数据，从国统区经济的彻底崩溃，到战场上整师整军的溃败，论证了国民党政权的无可救药。
针对那些叫嚣军事介入的声音，他给出了冷酷的评估：“任何试图在1949年乃至更早时期，通过大规模直接军事介入来挽救国民党政权的方案，都将导致美国陷入‘比在希腊严重十倍的泥潭’。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美军一旦踏上中国大陆，将面对的不是零星的游击队，而是一个拥有数百万经历长期战争考验的军队、并获得民众支持的政权。其所需投入的兵力、资源和承受的伤亡，将是不可估量的，并且极有可能引发与苏联的直接或间接军事对抗，后果不堪设想。”
关于新成立的中国，他做出了冷静而富有远见的判断：
“新中国宣布‘一边倒’向苏联，是当前国际环境和其意识形态的必然选择。然而，中苏关系并非铁板一块。两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潜在的国家利益冲突。这种基于国家利益而非纯粹意识形态的差异，是未来可能存在的裂痕。美国不应因噎废食，立即采取全面激烈对抗的政策，这会迫使中苏更加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最后，他再次强调了其核心战略主张：
“美国的首要战略威胁，仍然是欧洲的苏联。马歇尔计划和北约的巩固，是关乎自由世界存亡的基石，不容有失。在亚洲，美国应果断转向‘岛屿防御链’战略，即以日本-琉球-菲律宾为主要支点，构筑强大的海空控制网和前沿部署基地。确保制海权，遏制共产主义向太平洋扩张，同时避免再次陷入亚洲大陆的陆地战争泥潭。对于中国大陆，应保持观察，等待时机，利用中苏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而非盲目对抗。”
这份报告逻辑严密，证据充分，观点清晰。它没有为“失去中国”辩护，而是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问题——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导致失败”，而是“面对一个必然发生的结局，我们如何做出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选择”。它为哈里森等务实派的“有限作为”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事实依据。
哈里森仔细阅读了报告的每一个字，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对陈晓说：“陈，这份报告……来得太及时了。它不仅是分析，更是武器。一份足以让那些在国会山里空谈的先生们闭嘴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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