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战役的惨败，彻底击碎了“圣诞节前回家”的幻想。
一九五一年初，战局进入了一种血腥的拉锯和相持状态。
志愿军发动了第三次、第四次战役，虽然再次将战线向南推进，甚至一度再次攻克汉城，但也暴露了其后勤补给线的极限。联合国军则在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后，采取了更务实的“磁性战术”和“绞杀战”，依托火力优势发动反击和有节制的后撤，战线在三八线附近反复绞杀，不断消耗志愿军的有生力量和物资。
战争从大开大合的运动战，转入了围绕三八线附近山岭阵地的残酷拉锯和消耗战。砥平里、雪马里、上甘岭……一个个地名开始与血腥的阵地攻防战联系在一起。
陈晓敏锐地意识到，战争的转折点或许正在到来。双方都开始意识到，在朝鲜这个狭长的半岛上，谁也难以彻底消灭对方。巨大的伤亡和物资消耗，正在拖垮参战各方。是时候，为“止损”和“和谈”埋下伏笔了。
他知道，历史的车轮正滚向谈判桌。而他，需要做的，就是为这个结局，悄悄地铺垫道路，加速这个过程。
在哈里森要求的“更详实依据”框架下，他的分析报告风格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虽然，他依然引用大量前线战报、伤亡统计、物资消耗数据和空中侦察照片，但侧重点完全不同了。他不再侧重于具体的战术弱点分析，而是更多地转向宏观的战略评估和消耗计算。
在一份关于第三次战役后局势的评估中，他写道：
“敌军（志愿军）的进攻势头虽然依旧凶猛，但其攻击纵深明显缩短，战役间歇期拉长。这强烈暗示其后勤补给线已达到物理极限，兵员和装备的持续补充面临巨大困难。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其战斗意志并未明显衰减，甚至因其在极端劣势下仍能发动大规模攻势而显得更为坚韧。这意味着，即便我军能再次将其击退，每一次胜利的代价都将异常高昂，且无法转化为决定性战果。”
“围绕xxx高地的反复争夺已持续月余，双方投入兵力累计超过X个师，伤亡总数预计逾万。为争夺这片有限区域的战术主动权，所付出的代价与获得的战略收益严重失衡。”
在分析第四次战役联合国军反击时，他“客观”地指出：
“我军火力优势在阵地战中得到充分体现，给敌军造成重大杀伤。但同样，敌军依托坑道和野战工事的防御极其顽强，往往战斗至最后一人。收复失地需要付出惨重的时间和人命代价。这种‘绞肉机’式的消耗，对我军的士气、装备储备以及国内舆论的压力，正在持续累积。”
“这场战争正在演变为一场针对人力、物资和国民意志的消耗竞赛。敌方背后有苏联援助，虽然其自身孱弱的工业基础决定了其长期承受能力存在上限。但是我必须指出，我方及盟友在此种僵持中付出的直接与间接成本，同样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并可能影响全球其他关键地区的战略部署。”
他开始引入更宏观的数据：
“根据不完全统计，开战至今，我联合国军日均弹药消耗量是二战太平洋战场的数倍。维持前线部队作战的物资成本，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对手，似乎拥有近乎无限的人力资源，以及……对伤亡令人难以置信的承受能力。”
他甚至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当着哈里森和几位高级参谋的面，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先生们，我们是否计算过，要将这样一个意志顽强、能够承受巨大伤亡的对手，彻底逐出朝鲜，我们需要投入多少兵力、消耗多少物资、花费多少时间？以及，最重要的是，即使我们做到了，在苏联虎视眈眈、欧洲防务压力巨大的背景下，这样的胜利是否具有战略上的可持续性？”
这些问题，像一根根冰冷的钢针，刺破了部分军官脑海中“彻底胜利”的幻想。他们开始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至少，无法以可承受的代价赢得一场彻底的胜利。
陈晓的分析，看似客观冷静，实则不断地在放大战争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同时强调志愿军“难以摧毁”的意志和“近乎无限”的兵源潜力——尽管他知道这也是有极限的。
他成功地在这些美军决策者心中，植入了“此战无益”、“代价过高”的潜意识。
他开始谨慎地提出可能性：
“综合各方信息，包括苏联通过非正式渠道传递的信号，以及敌方近期在宣传口径上的微妙变化，可以推断，敌方在遭受重大伤亡、意识到难以彻底驱逐我联合国军后，其战略目标可能正从‘武力统一’向‘争取有利谈判地位’过渡。”
“持续的阵地消耗战符合我方‘以火力换人力’的总体策略，但若寻求战争的政治解决，当前战线相对稳定的状态，或许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接触时机。继续无止境的消耗，可能导致对方立场更趋强硬，或使我方陷入更深的政治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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