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在京都的夜色中疾驰，像一颗沉默的子弹。
李爱民坐在后座，车窗外的流光溢彩从他的脸上一一掠过，他却什么也看不见。他的手攥成拳头，放在膝盖上，指节白得发亮。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流过鼻翼，流进嘴角，咸涩的，像这几十年来从未尝过的味道。他没有擦，甚至没有动。他就那样坐着，任泪水肆意流淌。
副驾驶座上，秘书小张从后视镜里偷偷看了他一眼，心里翻涌着惊涛骇浪。他跟了李爱民这么多年，见过他在会议上拍桌子骂人，见过他在谈判桌上寸步不让，见过他在压力面前纹丝不动。但他从未见过自己的领导流泪。那是什么样的消息，能让一个从不在人前示弱的铁汉子，在车里哭成这样？他张了张嘴，想问，又咽了回去。不该问的别问，这是他做秘书的第一条准则。
车子在戒备森严的四合院门口停下。门楼上的灯光昏黄而温暖，照在朱红色的大门上，像一双沉默的眼睛。
李爱民没有等秘书下车开门。他自己推开车门，几乎是跳下来的，踉跄了一步，稳住身形，大步朝门里跑去。他的步伐很快，快得像是在逃命。经过执勤的武警身边时，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点头微笑，没有问“吃了吗”，没有拍着肩膀说“辛苦了”。他甚至没有看他们一眼，就那么冲了进去，留下一道匆忙的背影。
两个执勤的武警面面相觑。
“李部长今天这是怎么了？”年轻的那个压低声音问，眼睛里满是疑惑，“怎么看起来如此着急，脸上……好像还有眼泪？”
他从未见过那个温和可亲的领导如此失态。每次下班回来，李爱民都会和他们打招呼，有时甚至会停下来聊几句，问问家里情况，说说天气。从来没有架子，像一个普通的长辈。
年长的那个武警皱了皱眉，目光望向那扇已经关上的门，沉默了片刻，然后低声说：“不该问的别问。做好我们该做的事就行。”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握着钢枪的手，不自觉地紧了几分。他也看见了那些眼泪。他比年轻的战友更清楚——能让一个正部级领导哭成那样的，绝不是小事。
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在夜风中沙沙作响。李爱民穿过前院，快步走上台阶，推开正厅的门。
门内，灯光温暖。李国华正躺在藤椅上看报，老花镜架在鼻梁上，报纸举得很近。他看得很专注，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思考什么国家大事。客厅的老式座钟在墙角滴答滴答地走着，茶几上的紫砂壶还冒着热气，一切都那么平静，那么安详，像一个普通的、安逸的夜晚。
李爱民站在门口，喘息着，看着父亲花白的头发，看着他微微佝偻的背影，眼泪又一次涌了上来。
“爱民，你今天是怎么了？”李国华头也没抬，语气里带着几分不悦，“怎么风风火火的，成何体统？”
他翻过一页报纸，目光依然停留在上面。几十年的政治素养，让他对“稳重”二字有着近乎偏执的要求。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沉着，都要冷静。这是他教给儿子的第一课。
李爱民站在那里，嘴唇哆嗦着，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爸……出大事了。明阳出事了。”
报纸从李国华手里滑落，轻飘飘地落在地上。
老人猛地从藤椅上站起来，动作快得不像一个七十多岁的人。老花镜歪在鼻梁上，他没有扶，就那么直直地盯着儿子，脸上的沉稳之色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
“什么？”他的声音急促而沙哑，“明阳怎么了？”
“明阳今天和佳乐去产检的时候……”李爱民的声音在发抖，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在医院遭遇了枪击。王兵为了保护他俩，身中两枪。佳乐腹部中了一枪。明阳没事。目前两人都在抢救，情况不明。”
李国华的脸色彻底沉了下去。
那种沉，不是悲伤，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比这些都更可怕的东西——是肃杀。像一把尘封多年的刀，在某个深夜被人拔出鞘，露出了冷冽的、足以让任何人胆寒的锋芒。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身体里那个温和的、慈祥的、整天躺在藤椅上喝茶看报的老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从政治斗争中走出来的将军，一个曾经挥斥风遒的统帅。
他没有哭，没有喊，甚至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他只是站在那里，一字一句地说：“马上打电话问问现在的情况。”
声音不大，却像命令，像军令，不容置疑。
李爱民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他的手在发抖，几次都差点把手机掉在地上。正要拨号，手机却先响了。屏幕上跳出一个名字——郭雨航。
他连忙按下接听键，又点了一下免提。他需要让父亲听见。
“雨航——”他的声音急促而沙哑，“情况怎么样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那两秒，漫长得像两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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