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桂芳轻轻坐起来，走到他身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她的手很暖，很软，像春天的风。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什么：“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李爱国抬起头，看着她。
台灯的光照在他脸上，吴桂芳看见了一样她从未见过的东西——眼泪。她的丈夫，那个从不在人前流泪的硬汉，沪海市的市委书记，此刻眼眶通红，泪水顺着脸颊滑下来，滴在睡衣上，一滴，又一滴。
她的心像被人用钝刀割开了一样疼。
“桂芳——”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石头，“马上穿衣服。我们马上去黔南。”
他顿了顿，像是用了全身的力气才说出下一句话：“明阳和佳乐出事了。爸妈他们已经赶过去了。”
吴桂芳的手僵在他的肩上。她的眼睛瞪得很大，里面满是不可置信，像是不相信这种话会从丈夫嘴里说出来。然后，那光一点一点地熄灭了，像一盏被风吹灭的灯。
“你说什么？”她的声音开始发抖，“明阳和佳乐出什么事了？”
她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急，像是要把那个答案从丈夫嘴里拽出来。她的手从丈夫肩上滑下来，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臂，指甲嵌进他的袖口。
李爱国闭上眼睛，把那些从弟弟嘴里听来的话，一字一句地转述给她。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剜在她心上。他说得很慢，像是在念一份判决书，念给自己听，也念给她听。
他说完了。
吴桂芳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的眼睛还睁着，但里面的光已经灭了。她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然后，她整个人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气，软软地倒在丈夫怀里，放声大哭。
那哭声撕心裂肺，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地割着李爱国的心。她哭得浑身发抖，眼泪像决堤的河水，浸湿了他的睡衣。她的手死死地攥着他的衣襟，像是怕一松手，就会掉进无底的深渊。
“桂芳，桂芳……”李爱国抱着她，一只手轻轻拍着她的背，像哄一个受伤的孩子。他的声音在发抖，但他的怀抱很稳，像一座山。
他想起儿媳第一次来家里时的样子。那时的她还是一名老师，扎着马尾辫，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她叫他“叔叔”，声音甜甜的，像糯米糍粑。她给吴桂芳带了一条围巾，自己织的，针脚不太均匀，但吴桂芳戴了一个冬天。
他想起儿子结婚那天，儿媳穿着白色的婚纱，挽着儿子的手，站在他面前敬酒。她叫他“爸爸”，声音还是那么甜，但多了几分大人模样。他说：“佳乐，以后这臭小子要是欺负你，告诉爸爸，我收拾他。”她笑了，眼睛弯成月牙，说：“爸爸，明阳不会欺负我的。”
他想起上个月，儿子打电话来给他，说他只有两个月要当爷爷了，声音里满是初为人父的喜悦。他当时正在批文件，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笑了很久。他跟吴桂芳说：“咱们要当爷爷奶奶了。”吴桂芳高兴得当天就去商场买了好几套小衣服，粉色的、蓝色的、黄色的，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柜子里。
那些小衣服，还放在柜子里。
“收拾一下。”李爱国的声音忽然变得平静，平静得像一块铁。他松开妻子，站起身，走到衣柜前，拉开柜门。他的动作很快，但有条不紊，像是在执行一项经过无数次演练的任务。
他回头看了一眼还坐在床边的吴桂芳，目光里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东西——杀气。不是愤怒，不是悲痛，是一种冰冷的、沉甸甸的、像刀锋一样的杀气。
“我们马上赶过去。”他一字一句，像在宣判，“不管这件事是谁做的——”
他顿了顿，声音低得像从地底传来，却每个字都重若千钧：“我发誓，我一定让他生不如死。”
吴桂芳抬起头，看着丈夫那张铁青的脸，看着他眼里那道冷冽的光。她擦了擦眼泪，站起来，走到衣柜前，拿出行李箱。她的动作很慢，但很稳，像是在做一件必须做的事。她把那些小衣服从柜子里拿出来，看了很久，然后轻轻放进行李箱。
五分钟后，两人站在门口。李爱国提着行李箱，回头看了一眼这间卧室。床头柜上的台灯还亮着，那本《资治通鉴》还翻在刚才那一页，吴桂芳睡的那一侧，被子还保持着掀开的样子。一切都很平静，很安详，像一个普通的、不会被任何人记住的夜晚。
但今夜，注定会被很多人记住。
他关上门。
院子里，司机已经把车开到门口。李爱国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拉开后座车门，让妻子先上去，然后自己坐进去。
“去机场。”他的声音低沉而平静，像一块沉入深海的石头。
车子缓缓驶出市委一号院，汇入沪海深夜的车流。窗外，城市的灯火依然璀璨，霓虹灯在夜空中晕开一片一片的光，像无数只眼睛，注视着这座不眠的城市。没有人知道，这座城市的市委书记，正在深夜里奔向机场，奔向一场未知的风暴。
吴桂芳靠在丈夫肩上，闭着眼睛，眼角有泪。她的手紧紧握着李爱国的手，像是怕一松开，就会失去什么。李爱国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街景，一言不发。他的目光沉静如水，但他的心里，有一团火在烧。
那团火，会烧到黔南。会烧到那个敢动他儿子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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