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走廊里的灯还是那样白，白得刺眼，白得冷漠。脚步声从电梯口传来，急促、凌乱、像两个溺水的人在拼命挣扎。李爱国走在前面，西装外套敞开着，领带歪在一边，头发被风吹得凌乱。他的步伐很大，每一步都迈得很急，皮鞋磕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像心跳。他的眼眶泛红，嘴唇抿成一条线，整个人绷得像一根即将断裂的弦。
吴桂芳跟在他身后，步伐比他还要快，几乎是半走半跑。她的脸上肉眼可见的泪痕，纵横交错，像干涸的河床。她的眼睛红肿得像两只烂桃，眼眶里还噙着泪，随时都会溢出来。她穿着一件深色的大衣，扣子扣错了位，她自己不知道。从沪海到机场，从机场到医院，几个小时的车程，她没有合过眼。一闭上眼，就看见佳乐的脸，看见她笑起来的模样，看见她挺着肚子坐在沙发上织小毛衣的样子。
他们穿过走廊，穿过那些荷枪实弹的军人，穿过那些低着头不敢看他们的官员。没有人拦他们，也没有人敢拦。他们推开抢救室的门。
门里面，灯还亮着。白炽灯的光照在每一件器械上，反射着冷冽的、没有温度的光。床上的白布还盖着，盖着那张再也不会笑的脸。地上还跪着一个人。
李明阳跪在那里，姿势和几个小时前一样，没有变过。他的手还握着韦佳乐的手，那只手已经没有温度了，冰凉冰凉的，像握着一块玉，一块再也不会暖过来的玉。他的眼睛还睁着，瞳孔涣散，没有焦距，像两口干涸的井。他的脸上没有泪，泪已经流干了，只剩下两道浅浅的泪痕，像干涸的河床。他的嘴唇干裂起皮，微微张着，像是在说什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吴桂芳的腿软了。她整个人往前踉跄了一步，扶住床沿才没有倒下。她看着儿子跪在地上的样子，看着他浑身是血、精气神全无的样子，泪水终于决堤了。不是默默地流，是嚎啕大哭，是撕心裂肺，是那种只有在失去至亲时才会发出的、让人听了心碎的哭声。
她扑过去，跪在儿子身边，伸手去摸他的脸。那张脸冰凉冰凉的，胡子拉碴，眼眶深陷，像一夜之间老了十岁。她的手在发抖，她的嘴唇在发抖，她整个人都在发抖。她想叫他的名字，想说明阳，妈妈来了，想说你别怕，妈妈在。但她张不开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只能发出呜呜咽咽的哭声。
此刻的她，不是那个叱咤风云的女强人，不是那个身价几千亿的富豪，她只是一个母亲，一个看着儿子受苦却无能为力的母亲。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李明阳的手上、衣服上、地上，和那些已经干涸的血迹混在一起，洇开一片一片深色的痕迹。
李爱国走进来，脚步比妻子慢一些，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他走到病床边，看着床上那张苍白的脸。韦佳乐的眼睛闭着，睫毛很长，在灯光下投下一片小小的阴影，嘴角微微上扬着，像是在笑。他想起她第一次来家里，站在门口怯生生地叫“叔叔”，声音甜甜的，像糯米糍粑。他当时想，明阳这小子，有福气。
他伸出手，轻轻拍了拍儿子的肩膀。他没有说话，只是那样拍着，一下，一下，很轻，很慢。他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任何语言在这巨大的悲痛面前，都轻得像一片羽毛。他需要的不是安慰，不是开解，不是那些空洞的、没有任何意义的漂亮话。他需要的是安静，是陪伴，是有人站在他身边，告诉他：你不是一个人。
李爱国收回手，直起身，目光从儿子身上移开，落在那张白布上，停了片刻。然后，他转过身，朝韦鹏和陈溪音走去。
韦鹏站在那里，眼眶通红，脸色灰败，整个人像一夜之间老了十岁。陈溪音靠在他身上，眼睛肿成一条缝，嗓子已经哭哑了，只能发出嘶嘶的气声。他们看着李爱国走过来，看着他站在面前，看着这个沪海市委书记、这个在华夏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深深地弯下腰，鞠了一躬。
“亲家，对不起。”他的声音很低，很沉，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歉意。
他直起身，看着韦鹏，想说点什么，嘴唇动了动，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他想说佳乐是个好孩子，想说我们李家对不起你们，想说以后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此刻，说什么都轻了，说什么都晚了。他本就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
韦鹏看着他，眼眶里的泪终于滚了下来。他伸手抹了一把脸，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石头：“没什么对不起的。可能这就是佳乐的命吧。”
他转过头，看着病床上的女儿，目光里满是痛苦，还有那种深入骨髓的、无法言说的无力。命，这个字，是他能给自己找到的唯一解释。不是原谅，不是释怀，是认了。
李爱国站在那里，久久没有说话。他的手垂在身侧，攥成拳头，又松开，再攥紧。他转过身，走到妻子身边，弯下腰，轻轻扶住她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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