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年底的静宁,黄土塬像被冻裂的陶瓮,一道道沟壑里积着去年的残雪,风刮过的时候,能听见冰碴子摩擦冻土的脆响。文昌宫小学的土坯墙在寒风里打颤,刘耀西握着半截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粉笔灰混着从窗缝钻进来的沙粒,落在他洗得发白的长衫上。
“刘先生,东家说明天要把租子涨到三成。”放学后,佃农马老五蹲在门槛上,烟锅子在鞋底磕了又磕,火星子溅在冻硬的泥地上。他怀里揣着个豁口的粗瓷碗,碗沿还沾着早上讨来的米汤痕迹——这是全家四口今天唯一的吃食。
刘耀西放下粉笔,从抽屉里摸出两个糜子面窝窝。窝窝硬得能硌掉牙,是他昨天从校工那里匀来的。“先拿着。”他的声音压得很低,目光扫过校门口——那里蹲着两个穿黑棉袄的汉子,是地主家的护院,最近总在附近转悠。
马老五哆嗦着接窝窝,袖口滑下来,露出胳膊上青紫的鞭痕。上个月他带头抗租,被地主家的人捆在槐树上打了二十鞭子,媳妇连夜把仅有的半袋糜子送过去,才把人赎回来。“刘先生,这世道……还有盼头吗?”他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带着哭腔。
刘耀西走到窗边,假装整理被风吹乱的窗纸。窗外的土路上,几个逃荒的灾民正拖着破麻袋往前走,麻袋里露出孩子枯黄的头发。“你看那太阳。”他忽然开口,指着天边被云遮了一半的日头,“就算被云彩挡着,也总有出来的时候。”
这话是他三个月前从西安动身时,陕西省委的同志教他说的。那时他还穿着学生装,背着装着《共产党宣言》的蓝布褡裢,沿着泾河逆流而上。走到平凉地界时,正撞见冯玉祥的西北军在搜捕“赤党”,刺刀挑破了一个货郎的货担,散落的杂货里滚出一本《新青年》,被马蹄碾成了泥。
他在静宁县城外的破庙里躲了三天,听着风声里夹杂的枪声,把带来的文件烧成灰,混着泥水咽进肚里。第四天,他剪了长衫,刮掉分头,扮成落魄的教书先生,被文昌宫小学的老校长收留下来。老校长是前清的秀才,总说“莫谈国事”,却在看见刘耀西给穷人家孩子补课时,悄悄塞给他一叠糙纸。
现在,那叠糙纸成了他的“花名册”。每天夜里,他就着油灯,把白天记下的名字一个个写上去:马老五,甘沟驿人,佃农,抗租被打;张瞎子,石咀镇货郎,能走三县山路,眼睛瞎了但记性极好;王掌柜,药铺老板,儿子被抓壮丁,恨透了当兵的……这些名字旁边,他用朱砂点着记号:红圈代表“可深谈”,蓝点代表“需观察”,黑叉代表“危险”。
这天半夜,刘耀西提着马灯出门。灯笼罩着黑布,只在脚下漏出一圈昏黄的光。他沿着城墙根往东门走,石板路上的冰碴子硌得脚生疼——他的布鞋早就磨破了底,里面塞着干草保暖。走到城隍庙后墙,他停住脚步,学了三声猫叫。
墙头上探出个脑袋,是马老五的儿子狗剩,才十三岁,却能在城墙的砖缝里钻来钻去。“刘先生,俺爹在里面等你。”狗剩压低声音,扔下来一根麻绳。刘耀西攥着绳子往上爬,冻土把绳子冻得硬邦邦的,勒得手心生疼。
城隍庙的大殿早就塌了一半,神像被推倒在泥里,马老五和三个汉子正蹲在神像背后。看见刘耀西进来,他们赶紧熄灭手里的烟锅,烟袋锅里的火星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像藏在草丛里的萤火虫。
“刘先生,你说的法子,俺们想通了。”一个满脸络腮胡的汉子开口,他是石咀镇的炭窑工头,叫赵铁山,上个月有两个矿工被塌方埋了,窑主只给了两斗米了事。“与其等着饿死,不如跟他们拼了。”
刘耀西解开马灯的黑布,昏黄的光照亮了众人脸上的皱纹。他从怀里掏出张油纸,小心翼翼地铺开——那是他画的静宁周边地图,用锅底灰标着地主的宅院、民团的驻地、还有能藏人的窑洞。“拼不是硬拼。”他指着地图上的红圈,“张货郎说,后天有队粮车要从甘沟驿过,是给陈珪璋的队伍送的。咱们不用抢,只消在半路弄点‘小麻烦’……”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混着窗外的风声,像在讲一个寻常的故事。赵铁山攥紧了拳头,指节捏得发白;马老五摸了摸怀里的砍柴刀,刀把被汗浸得发亮;另两个汉子交换了眼神,眼里的犹豫慢慢变成了决绝。
天快亮时,刘耀西才从城隍庙出来。往回走的路上,他看见城墙根蜷缩着个乞丐,怀里抱着个死婴。他停下脚步,想把身上最后一个窝窝递过去,却发现那乞丐已经冻僵了,眼睛睁得圆圆的,望着天上的寒星。
他默默走开,马灯的光晕里,忽然出现个熟悉的身影。是刘志刚,穿着件破军装,肩上扛着把锈步枪——这枪是他从溃散的兵痞手里抢来的,现在成了护矿队的“家伙”。“刘先生,药铺王掌柜说,平凉那边有消息来。”刘志刚的声音压得极低,往他手里塞了个油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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