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普里皮亚季废弃医院病历本背面的字迹，因辐射变得模糊）
天花板是绿色的，是墙皮剥落后露出的霉菌，是地板上那滩发荧光的水渍反射的绿，是……死神眼睛里那种冰冷的、没有温度的、正在慢慢把我吃掉的绿。我在吐，吐出来的东西是黑色的，是血，是烂肉，是……正在从我身体里流出去的、最后一点活着的证明。
丹意坐在我旁边，用一块从死尸身上扒下来的、还算干净的布，在擦我的脸。她的手是冰的，是抖的，但动作很轻，像在擦一件易碎的、珍贵的瓷器。她说我会好起来的，说我们会一起离开这里，去一个没有辐射、没有杀戮、没有坏人的地方。她说谎，但我不怪她。因为谎言，有时候是唯一还能握住的、温暖的东西。
5月20日，晚上十一点四十分，乌克兰普里皮亚季，废弃市立医院三楼隔离病房
黑暗是粘稠的，是活着的，像无数只冰冷的、湿漉漉的手，从墙壁的裂缝里，从天花板的破洞里，从地板下腐烂的管道中，伸出来，扼住喉咙，捂住口鼻，把每一丝空气、每一寸光线、每一点活着的希望，都缓慢地、但不可阻挡地拖进更深、更沉、更绝对的黑暗里。空气里有股浓重的、甜腻的、像熟透的水果混合着福尔马林和腐烂尸体的、令人作呕的味道。辐射尘埃、霉菌、化学残留、死亡，在这里搅拌在一起，发酵了三十年，酿成了这种能渗透防护服、直接灼烧肺叶和神经的、地狱般的气息。
老周躺在病床上，如果那还能被称为床的话——只是一张锈蚀的、床垫早已变成黑色黏块的铁架子。他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片在黑暗中幽幽发着惨绿色荧光的、不断滴落粘稠液体的霉斑，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从内部缓慢地、但坚定地腐烂。
辐射病的症状全来了。恶心，呕吐，腹泻，发烧，眩晕，口腔和喉咙溃疡，牙龈出血，皮肤出现紫癜，头发开始脱落，像秋天的枯叶，一碰就掉。最可怕的是那种从骨髓深处透出来的、冰冷的、空虚的疼痛，像有什么东西在一点一点吸走他的生命力，吸走他的热量，吸走他……还能感觉到疼、还能意识到自己正在死去的、最后一点知觉。
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蟑螂给的碘片只能防甲状腺吸收放射性碘，防不住已经进入血液、沉积在骨骼和内脏里的铯-137和锶-90。他受到的辐射剂量，至少超过了10西弗，是致死剂量的二十倍以上。他能撑到现在，已经是奇迹，是仇恨，是……那点不肯熄灭的、要把该杀的人杀光、然后再死的疯狂意志在硬撑着。
但意志撑不住肉体。他能感觉到，身体正在崩溃。每一次呼吸都像在吞咽碎玻璃，每一次心跳都像在用钝锤敲打早已碎裂的胸腔。视线在模糊，听觉在减退，连疼痛都在变得遥远、麻木，像发生在别人身上。这是死亡的先兆——神经系统在崩解，意识在涣散，最后，他会像一盏油尽灯枯的油灯，悄无声息地熄灭，变成这栋废弃医院里，无数具无人认领的枯骨中的一具，和那些三十年前死在这里的、被辐射夺去生命的病人一起，永远沉睡在这片被神遗弃的土地上。
但他还不能死。因为丹意还在。因为玛丹、小陈、蟑螂，还在切尔诺贝利那边等他，或者，在等他死亡的消息。因为“涅盘”病毒还没解决，陈建国和“先知”还没死，那些该下地狱的人，还在呼吸，还在笑，还在……以为他们赢了。
不。不能让他们赢。即使他死了，变成鬼，也要拖着他们一起下地狱。
“周叔……”丹意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很轻，很哑，像一只受伤的小猫在呜咽。她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身上裹着一件从医院仓库里找到的、还算干净的旧白大褂，太大了，显得她更瘦小，更脆弱。她手里拿着一个从护士站翻出来的、早已过期的生理盐水瓶，用棉签蘸着里面所剩无几的、可能已经被污染的液体，轻轻擦拭老周干裂出血的嘴唇。她的动作很笨拙，很小心，但眼神很专注，是那种把所有希望、所有依靠、所有……活着的意义，都寄托在这点微不足道的照顾上的、令人心碎的专注。
“嗯。”老周应了一声，声音嘶哑得像砂纸在磨生锈的铁皮。他想抬手，摸摸她的头，但手臂像灌了铅，抬不起来。他只能转动眼珠，看着她，看着这张在黑暗中显得格外苍白、但眼睛依然很亮、像两颗倔强地不肯熄灭的星星的小脸。
“你会好起来的。”丹意说，语气是肯定的，但眼神在闪烁，是心虚，是恐惧，是……明知是谎言，但必须说服自己相信的、绝望的自我欺骗，“等天亮了，我们就走。蟑螂哥哥会来接我们的。他说他找到了一条安全的路线，能绕过辐射区，能离开这里。我们去……去一个暖和的地方，有太阳，有花，有很多好吃的，没有坏人，没有枪，没有……这些绿绿的光。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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