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医院监护记录单背面的字迹，因药物作用而歪斜）
白。是墙，是天花板，是床单，是那些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眼神隔着玻璃像看稀有动物或危险品一样、冰冷而谨慎地观察着我的、人的脸的白。空气里有消毒水、药物、和某种精密仪器运转的、低沉的、令人心慌的嗡鸣。我的身体是木的，是麻的，感觉不到疼，也感觉不到存在，只有屏幕上那些跳动的、代表我还活着的、绿色的线条和数字，在提醒我，我没死，只是……被“保存”了起来，像一件易碎的、但可能有价值的、标本。
玛丹阿姨在隔壁房间，我能“听”到她的心跳，是稳的，是疲惫的，但还活着。蟑螂哥哥也是，他的呼吸里带着哨音，是肺损伤的后遗症，但他在睡，偶尔会无意识地敲击手指，像在敲键盘。小陈叔叔……没有声音。一片寂静的、冰冷的、像黑洞一样的、寂静。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不想哭，但眼泪自己流出来，是温的，是咸的，是唯一还能证明我是“人”的、东西。
然后，我“听”到了别的。不是用耳朵。是那些顺着输液管、流进我血管里的药物和营养液里，混着的、极其微量的、Ω-7的同频生物信号。它们在呼唤，在低语，在顺着我的神经网络，爬向我的大脑，爬向一个……在我昏迷时，就悄然打开、但我一直抗拒进入的、黑暗的、充满了冰冷数据和疯狂蓝图的、房间。是“潘多拉主脑”的呼唤。是爷爷留下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礼物，或者，诅咒。
它在等我。等我足够“强壮”，或者，足够“绝望”，去打开它，去“继承”它，去……成为下一个，周永华。
2031年12月6日，下午三点，挪威，特隆赫姆，联军地区医院，地下三层，绝密监护区
寂静是绝对的，是人工制造的，是那种用最先进的隔音材料、多层防弹玻璃、独立的空气过滤和循环系统、以及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低分贝白噪音发生器，共同营造出来的、与世隔绝的、无菌的、令人精神压抑的、死亡的寂静。空气是恒温的，恒湿的，带着高效过滤后残余的、淡淡的、像塑料和金属混合的、非自然的气味，和更淡的、来自各种维持生命的仪器和药物的、化学气息。光线是柔和的，是均匀的，没有影子，没有温度，从天花板镶嵌的LED面板中洒下，照亮了这个约二十平米、陈设简单到极致——一张病床，几台围绕着病床的、闪烁着各种数据和图形的医疗监护仪器，一张椅子，一个床头柜，一个独立的、带淋浴的卫生间——的、纯白色的、牢房般的房间。
丹意躺在病床上，身上覆盖着白色的薄被，只露出一张苍白、瘦削、但异常干净的脸，和从被子里伸出的、连接着各种管线（心电、血压、血氧、脑波、营养液、药物、还有几根颜色特殊、用途不明的生物电信号采集线）的、纤细、苍白、几乎透明到能看见下面淡蓝色血管的、手臂。她的头发被剃光了，便于检查和接入脑波监测设备，光秃秃的头颅上，贴满了电极片，让她看起来更加脆弱，更加……非人，像一个正在进行某种精密、但危险实验的、活体样本。她的眼睛闭着，呼吸平稳，但极其微弱，胸口的起伏几乎看不见，只有旁边监护仪屏幕上，那稳定但微弱的绿色波浪线，和不断跳动的数字，证明她还活着，还在这片寂静的白色里，艰难地维持着生命的最低限度的运转。
她已经这样躺了两天。从被直升机紧急运送到这家医院，进入这个地下绝密监护区，接受了一系列最先进、但也最侵入式的抢救和检查后，她的生命体征终于稳定下来，脱离了“立即死亡”的危险，但依然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或者说，是身体和意识在承受了巨大创伤和能量反噬后，启动的、最深层的、自我保护性的休眠。医生们（或者说，那些穿着白大褂、但眼神和行为更像研究员或狱卒的、来自联合国和多个参与国组成的、联合医疗与科研小组的成员们）用尽了所有方法，试图唤醒她，或者至少，评估她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损伤程度，评估Ω-7基因在她体内目前的表达状态和稳定性，评估她与那个刚刚在雪山地下发生毁灭性爆炸的“蜂巢”、以及可能存在的其他“遗产”之间，是否还有隐秘的连接或后门。
但收获甚微。丹意的大脑活动极其微弱，且呈现出一种奇异的、非典型的、混合了深度睡眠、植物状态、和某种无法解读的、高频率、低幅度的、类似数据接收或处理时的、生物电信号模式。她的身体对外部刺激（疼痛、声音、光线）反应极其迟钝，但对某些特定频率的电磁脉冲，或通过输液管注入的、含有微量Ω-7同频生物信号的、特殊药剂，会产生极其细微、但仪器可检测的、生理参数波动。这证实了他们的猜测——丹意，这个Ω-7的完全体携带者，她的意识和身体，即使在此刻濒死的昏迷中，依然与周永华留下的、那个庞大的、危险的基因和科技遗产网络，存在着某种深层的、生物性的、可能无法彻底切断的联系。她不仅仅是一个“幸存者”，一个“受害者”，她本身就是“遗产”的一部分，是“钥匙”，是“容器”，是……一个活着的、行走的、可能引爆下一次全球危机的、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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