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阁的灯火，常常亮至深夜。
自那场关于盐铁政策的激烈辩论之后，静室内的气氛便从思辨的清谈，转向了更为枯燥、却也更为坚实的案头工作。巨大的柏木方案上，竹简、木牍、绢帛堆积如山，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从各郡国艰难收集来的数据：盐户数量、产盐量、成本细目、官营铁坊的燃料消耗、生铁产量、农具售价、民间私铁的流通情况、乃至漕运损耗、市集税赋……海量的信息，如同浑浊的江水，需要被耐心地澄清、梳理、分析。
李膺作为主持者，统筹全局，把握方向，以其威望协调着各位大家的合作，避免再次陷入无谓的意气之争。而具体的核算重任，则主要落在了卢植和几位精通数术的学者肩上。
卢植几乎住在了秘阁。他本就治学严谨，此刻更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这项前所未有的工作中。案头摆放的不再是经书典籍，而是成捆的账目简牍。他手中执着的，也常常不是毛笔，而是用于计算的算筹。那些小巧的竹棍，在他指尖飞快地排列、移动，发出清脆的碰撞声，演化出复杂的算式。
他采纳了陛下（刘宏）之前不经意间提及的一些“天竺算符”（即阿拉伯数字）概念，虽未全面推广，但已尝试用于草稿演算，大大提高了效率。更关键的是，他引入了一种新的核算思路：不再是笼统地比较官营、私营的优劣，而是试图建立模型，进行量化对比。
“若全面官营，”卢植对围坐在旁的蔡邕等人解释道，“则需计算朝廷需增设多少盐官、铁官，建多少仓廪，养多少士卒护卫，此为人役与物料之成本。还需预估，在此体制下，因吏治可能产生的贪墨、效率低下导致的损耗，又几何？此为隐性成本。”
他一边说，一边用炭笔在一块较大的木板上列出项目。
“反之，若试行李公所言之‘官民合营’。”他另起一栏，“则需计算统购盐价设定在何水平，可使灶户有利可图，又使官府有税可收？铁料售价如何定，可使民间匠坊生存，又不致劣铁泛滥？建立质量监管体系，又需投入多少人力物力？此为新政之成本。”
“最难者，在于预估成效。”卢植眉头深锁，“开放部分民营后，盐产量是否会因灶户积极性提高而增加？铁器质量是否会因竞争而改善？价格是否会因市场调节而更趋合理？这些，皆需基于现有数据，进行合理推演。”
这是一项极其繁琐且需要高度耐心和智慧的工作。常常为了一个数据的准确性，需要反复核对不同来源的简牍，甚至派人快马加鞭去相关郡县核实。为了一个推演模型是否合理，几位大家会争论得面红耳赤。
蔡邕主要负责核对文献，从故纸堆中寻找历史上的相关政策和数据，作为参考。他时而抚须长叹：“《盐铁论》中，贤良文学之语，犹在耳边。然时移世易，岂可尽依古法？桑弘羊之策，虽遭诟病，然其统筹之力，确解当时燃眉之急。今日之势，又当如何？”
另一位精于货殖的学者，则试图从商业流通的角度分析：“盐铁之利，不仅在生产，更在流通。官营往往渠道僵化，损耗巨大。若允民间参与贩运，或可借助其灵活机变，降低运费，惠及边远之地。然则，如何防止奸商囤积居奇，又成难题。”
争论、计算、验证、修改……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静室内，只有算筹的清脆声、翻阅简牍的沙沙声，以及偶尔响起的激烈讨论声。每个人的眼中都布满了血丝，但精神却处于一种奇异的亢奋状态。他们正在做的，是前所未有的事情——用数据和逻辑，为这个庞大的帝国探寻一条更优化的经济路径。
经过近半个月的废寝忘食，一份初步的、厚达数十卷的核算报告终于成形。报告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空泛的道德说教，通篇都是用尽可能准确的数据和谨慎的推演来说话。
报告的核心结论倾向于支持李膺提出的“有限度的官民合营”方案，但附加了极其严格的限制条件和实施步骤：
1. 盐业：建议在青、徐等产盐区择一二郡试点，官府设场统购，定立等级价格，允许合格灶户继续生产，严禁劣质盐流入市场。同时，建立独立的盐务稽查体系。
2. 铁业：建议官营牢牢控制大型矿山和炼铁炉，确保战略资源。但允许民间资本在官府严格监管下，参与铁器铸造（尤其是农具和生活用具），生铁料由官营铁坊定量供应，售价包含税赋。
3. 均输平准：报告认为此制本身有利于稳定物价，但执行中弊端丛生。建议强化核算，建立更透明的物资调度和价格干预机制，核心是精准的数据支持，避免官吏从中盘剥。
4. 风险预警：报告详细列出了新政可能带来的风险：豪强趁机垄断局部市场、官吏与奸商勾结、质量监管失效、初期税收可能波动等，并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建议。
报告的最后，用恳切的语气写道：“……以上所陈，皆基于现有数据推演，虽力求详实，然世事万变，难免疏漏。新政关乎国本，牵动四方，伏乞陛下圣裁，若蒙允准，当慎选贤能，于小范围先行试点，待成效显现，利弊明晰，再议推广之举。如此，则进退有据，纵有挫折，亦不致动摇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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