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煦路上的“荣记烟纸店”,是上海万千弄堂口最常见的那种铺面,像一颗被岁月磨去了棱角的卵石,毫不起眼地镶嵌在市井生活的肌理之中。玻璃柜台被摩挲得略显模糊,里面陈列着“老刀”、“美丽”、“三炮台”等各种牌子的香烟,以及一些零散的火柴、薄荷糖、肥皂。空气中永远漂浮着淡淡的烟草丝、纸张和廉价香皂混合的、算不上好闻却令人安心的气味。这里是邻居主妇抱怨米价的主场,是黄包车夫歇脚时买包散烟的驿站,是孩童们攥着几个铜板眼巴巴望着糖果的乐园。然而,在这幅再寻常不过的生活画卷之下,却涌动着一条关乎这座城市生死存亡的暗流。这家小店,正是这条暗流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枢纽,而它的主人——“老掌柜”金宝荣,则是守护这枢纽的沉默舵手。
在街坊四邻眼中,金老板是个和气生财、有点木讷的老好人,手艺不错——店里兼营一点修理钟表、钢笔的小活计,话不多,总是笑眯眯的,仿佛生活的全部重心就是那一方柜台和手里的活计。偶尔有巡捕房的包打听过来白拿一包烟,他也从不抱怨,只是默默记下,眼神在老旧眼镜片后闪烁一下,便又低头摆弄那些细小的齿轮和弹簧。但在那些深夜悄悄叩响后门,或是在买烟时递出带有特殊标记钞票的人眼中,他是“老掌柜”,是值得用生命去守护的可靠环节,是指引方向的灯塔,是冰冷黑夜里一簇温暖而坚定的火种。而对梅机关和76号的特务而言,这片区域的所有店铺都是潜在的监视对象,这家烟纸店目前尚未进入他们的重点名单,只是庞大监视网中一个模糊的、有待确认或排除的像素点。
金宝荣约莫五十多岁,身材清瘦,背微微佝偻,仿佛常年伏案工作所致。脸上总带着一种历经世事后沉淀下来的平和,甚至有些过于普通的慈祥。他最常见的装扮是一件洗得发白、领口和袖口却异常洁净的蓝色棉布长衫,鼻梁上架着一副用细绳绑着的深度老花镜。看他慢条斯理地用镊子夹起一枚比米粒还小的钟表齿轮,对着台灯眯眼观察时,活脱脱就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老手艺人。
然而,若有人能近距离仔细观察,便会发现那平和眼神深处,偶尔会掠过一丝鹰隼般的锐利与警觉。他那双布满老茧、指节粗大的手,动作起来却稳得出奇,无论是修复精密机芯,还是在瞬间摸出一枚藏有微缩胶卷的硬币,都精准无误。他的性格是二十多年地下工作磨砺出的合金:极致的耐心、绝对的谨慎、看似随和下的坚不可摧的原则性。他的动机纯粹而炽热:对脚下这片土地深沉的爱,对侵略者刻骨的恨,以及守护同志、传递希望那如山般沉重的责任感。他就像《道德经》中所言:“大直若屈,大巧若拙。”真正的笔直好似弯曲,真正的灵巧好似笨拙。他将巨大的智慧与勇气,完美地隐藏在了这副平凡无奇的外表之下。
他的修理台就是他的伪装和武器。一台破旧的收音机,经过他手,可能就成了能接收特定频率短波的接收器;一个看似修好的怀表,表盖内侧却用肉眼难辨的刻痕记录着下次接头的时间地点。他常常对前来学习的年轻交通员(如小山东)低声道:“干我们这行,就像修这些老物件,急不得,躁不得。每一个零件都要放到它该在的位置,力道轻了不行,重了也不行。最要紧的是,”他会抬起眼,目光透过镜片,变得异常深邃,“要看得清它里头真正的毛病,还得让它从外面看,跟没事儿一样。”这既是技艺的传授,更是地下工作最高准则的灌输。
午后,阳光懒洋洋地洒进店里。肖衍踱步进来,柜台上的老式留声机正放着咿咿呀呀的申曲。“金老板,来包‘三炮台’。”肖衍语气随意,如同寻常熟客。老掌柜从修理台后抬起头,推了推眼镜,慢悠悠地站起身:“‘三炮台’劲道足,肖先生换口味了?”他一边转身取烟,一边看似无意地用抹布擦了擦柜台玻璃下压着的一张旧月份牌。“尝尝鲜。”肖衍笑了笑,目光扫过月份牌——上面某个数字旁,有一个极细微的墨水点,这是安全的信号。他递过钞票。就在递钱接烟的瞬间,两人的手指有了极其短暂的接触。一枚冰冷的、边缘带有细微刻痕的银元,从老掌柜的指尖滑入肖衍的掌心,同时,肖衍指缝间夹着的一小卷薄如蝉翼的纸条,也神不知鬼不觉地传递了过去。“天要变了,听说货船又 delay了。”肖衍状似闲聊,提及了之前金融战中棉花延迟的事,这是一种隐晦的确认。老掌柜找着零钱,眼皮都没抬一下,声音平稳得像在陈述事实:“老天爷的事,谁说得准呢。不过啊,这雨下得再久,总有天晴的时候。”他递过零钱和香烟,“您拿好。”对话平常至极,落在任何 eavesdropper(窃听者)耳中,都只是关于天气和货运的普通抱怨。但其中包含的确认、传递、鼓励与希望,却沉重千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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