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香港，时间仿佛被无形的手挤压，流逝的速度快得令人心悸。日军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的军事行动已不再是远方的闷雷，而是近在耳畔的炮火轰鸣。十二月八日，珍珠港的爆炸声如同一个血腥的序幕，彻底撕碎了太平洋地区最后的和平假象。几乎同时，日军的轰炸机群便如同蝗虫般扑向香港启德机场，爆炸的火光与浓烟成为这座孤岛沦陷倒计时的最刺目注脚。
战争的骤然降临，使得“云雀”网络的活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墨韵斋”书店在最初的空袭中受损严重，被迫废弃。“账房”与黛的联络变得更加困难与危险，往往需要通过多个预设的死信箱和极其短暂的无线电窗口进行。黛，或者说“林默”，其身份重心已彻底从文化教育界转向了战时救援。她以受过基础护理训练的志愿者身份，活跃在湾仔一带临时搭建的救护站和拥挤的防空洞里，目睹着无数平民在炮火下的伤亡与挣扎。鲜血、惨叫、恐惧与绝望，构成了她日常的背景色。
然而，在这人间地狱般的景象中，她的核心任务并未改变，反而因战争的催化而更具紧迫性——锁定那份由“账房”与周景明签署的、关乎未来资金通道和撤离路线的《商业咨询与资产托管协议》的具体签署日期范围。这份密约，是“云雀”网络在战后（无论是香港沦陷后还是最终胜利后）能否迅速重建或转移的关键依凭之一。在秩序崩塌的前夜，精确的时间点，是验证信息真伪、预判对手行动、乃至在未来的清算或谈判中占据主动的重要筹码。
周景明，这位昔日的经济科长，在战争爆发后，其利用价值在“梅机关”眼中急剧贬值。他未被允许随殖民政府高层撤离，反而被日本人半软禁在其位于半山的公寓内，名义上是“保护”，实则是控制与观察。往日的精致与从容已被彻底碾碎，他终日生活在对炮击的恐惧和对未来命运的绝望中，常常需要依靠酒精和镇静剂才能维持片刻的安宁。
黛利用救护站志愿者身份之便，曾两次接近周景明所在的公寓区执行“账房”下达的侦察任务。她无法直接接触周景明，但通过观察进出公寓的日方人员表情、监听（通过特定设备远距离）公寓内偶尔传出的、因恐慌而提高音量的争吵碎片，她捕捉到了一些关键信息。一次，她听到周景明用带着哭腔的声音嘶喊：“……协议签了才几天？就变成这样！你们答应过的退路呢？！” 另一次，则是一个日本军官不耐烦的呵斥：“……具体日期！大日本帝国需要确认你提供的一切信息的准确时间线！”
这些零碎的信息，如同散落在泥泞中的珍珠，被黛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它们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周景明在极度恐慌中，反复提及那份“协议”，并且其签署时间距离战争爆发（十二月八日）非常近，近到让他感觉被欺骗，也让日方急于核实。
当黛通过加密信道，将这些碎片信息以及她在救护站、黑市等地观察到的、关于日军物资调配和港英政府最后几天混乱行政的细节一并传递给“账房”后，远在另一处隐秘安全屋的“账房”，开始了精密的逻辑推演。
他铺开一张时间序列表，将已知的所有关键事件一一标注：
· 十一月下旬： “蓝鸟”歌剧院事件余波未平，对周景明的内部审查疑点重重，嫁祸军统计划正在酝酿。此时与周签署长期密约，风险极高，不符合“账房”一贯的谨慎风格。
· 十二月第一周： 局势极度紧张，日军南进意图彻底明朗，香港备战气氛达到顶点。殖民政府内部人心惶惶，文件销毁、人员撤离准备如火如荼。在此背景下，与周景明签署一份涉及资产转移和未来撤离的协议，具备了强烈的现实紧迫性。周景明本人因恐惧战争和寻求退路，合作意愿也会达到顶峰。
· 关键佐证一（物资流）： 黛观察到，在十二月初的几天，黑市上突然出现了少量通过非正常渠道流出的、原本应被严格管制的医疗物资和罐头食品，其来源隐约指向与周景明有关的几个贸易公司。这很可能是周在为“撤离”或“讨好”新主子而进行的资产变现或转移准备，与密约中“资产托管”条款的执行时间高度吻合。
· 关键佐证二（行为流）： 周景明在最后几天，曾异常低调地处理了其名下浅水湾别墅的租赁合约（并非出售，符合“托管”而非“变卖”的特征），并以其情妇的名义，在澳门一家小银行存入了一笔不大不小的款项。这些动作，都发生在十二月第一周。
· 关键佐证三（压力流）： 从周景明崩溃时喊出“签了才几天”倒推，以及日方急于核实时间线的行为来看，签署日期必然紧邻战争爆发，使得周景明产生“刚签完约就陷入绝境”的强烈被欺骗感，也使得日方认为此时间点前后的信息具有最高核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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