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抚衙门的会审如同一场政治风暴，雷豹这棵盘踞江南漕运多年的毒树被连根拔起。命令下达后，按察使司的衙役和城防营的兵士迅速行动，雷豹在其私宅中被当场擒获，其名下产业、码头、以及多名核心党羽的住所也相继被查封。江宁城内，一时间风声鹤唳，与雷豹过往从密的官员、商贾无不人人自危，竭力撇清关系。
苏喆再次回到了驿馆，恢复了“静养”的状态。但他并未真正闲下来，风暴虽过，余波未尽，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这场胜利的果实最大化，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权力和根基。
雷豹被投入按察使司大牢，审讯由钱文渊亲自督同按察使进行。或许是深知罪责难逃，或许是受到了潘世琛最后的“叮嘱”，雷豹在最初的咆哮和抵赖后，出乎意料地痛快承认了策划袭击钦差、纵容手下盘剥商旅、以及丹阳案相关的部分罪行，但对于向潘世琛等官员行贿一事，却咬紧牙关，坚称是自己一人所为，与上官无关。他将所有能扛的罪名都扛了下来，俨然一副“江湖好汉”敢作敢当的姿态。
这显然是潘世琛弃车保帅、与雷豹达成默契的结果。雷豹承担主要罪责，保全家人（或许还有部分隐藏的财产），而潘世琛则得以从这场风暴中勉强脱身，虽然威望受损，但至少保住了官位和表面上的体面。
钱文渊和刘明远对此心知肚明，但既然雷豹已认下主要罪行，且潘世琛在漕运系统内根基犹在，背后可能还有京中奥援，在没有铁证（那份暗账苏喆并未公开）的情况下，强行深挖下去，很可能引发更大的动荡，甚至导致漕运瘫痪，这并非他们愿意看到的结果。于是，案件的定调便顺理成章地集中在雷豹及其直接党羽身上。
苏喆对此结果并不意外，甚至可以说是他默许的。在收到皇后密信后，他就知道彻底扳倒潘世琛的时机尚未成熟。当前的首要目标是立威、扎根。除掉雷豹这个明面上最大的障碍，已经达成了核心目标。留着潘世琛这个惊弓之鸟，反而有利于他下一步的行动——一个心有忌惮、权力受损的总督，比一个铁板一块、敌意明确的漕运衙门，要好对付得多。
他关注的重点，转向了两个方面。
其一，是对雷豹势力的清算和吸收。那份由刘明远和赵德明整理的爪牙名单发挥了巨大作用。按察使司和巡抚衙门根据名单，展开了一场针对雷豹残余党羽的清洗。那些平日里欺行霸市、民愤极大的漕霸、恶吏纷纷落网，该杀头的杀头，该流放的流放，该革职的革职。江南漕运为之一清，百姓拍手称快，苏喆“安郡王”的声威在民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与此同时，苏喆通过苏慕贤和已然投诚的谢三爷，开始悄无声息地接收雷豹倒台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谢三爷凭借其在帮中的资历和此次“站队正确”，顺势接管了雷豹在镇江乃至部分江宁地区的漕帮势力，并进行整顿，强调“信义”和“规矩”，约束手下。而雷豹名下被查封的部分码头、仓库等优质资产，在官方处置时，苏慕贤控制的“江南商会互助会”以及一些看似不相干的商号，则在苏喆的暗中支持下，以合理的价格竞标购得，逐步渗透到漕运的实体环节。
其二，是借此东风，正式推行他的“漕运新规”。在雷豹案审定、人心震慑效果达到顶峰之时，苏喆以钦差和安郡王的名义，会同巡抚衙门、布政使司，联合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整顿漕务的章程告示。其主要内容正是他之前反复强调的：
* **严格依章办事**：重申漕粮验收标准、耗羡定额，明确各级官吏职责，严禁盘剥勒索。
* **设立监督机制**：由布政使司牵头，定期巡查各州县漕粮收兑及漕船发运情况，鼓励商民举报不法。
* **规范漕帮行为**：明确漕帮在漕运中的辅助地位和责任，要求其恪守朝廷法度，不得欺压良善。
这些章程大多是对旧有规定的重申和细化，但在雷豹刚倒台的背景下颁布，其威慑力和执行力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苏喆通过此举，将他“依章办事”的理念，从口号变成了具有约束力的官方文件，为他日后更深层次的改革奠定了法理基础。
潘世琛对于这些章程的颁布，内心五味杂陈。他知道这是安郡王在进一步蚕食他漕运总督的权柄，但他刚刚经历雷豹案的冲击，声望大跌，又摸不清苏喆手中是否还有关于他的把柄，不敢公然反对，只能默许，甚至在表面上还要表示支持。他如今只想稳住自己的位置，慢慢恢复元气。
就在江南局势因苏喆的一系列操作而逐渐明朗，似乎即将步入一个新阶段时，一封来自京城的密信，再次打破了短暂的平静。
信并非来自皇后，而是通过沈墨的绝密渠道，由顾青衫辗转送来。信的内容让苏喆瞳孔微缩——一直在京中为他经营、打通关节的沈墨，近日遭遇了一次未成功的投毒，虽然侥幸躲过，但其在京中的两个隐秘据点却相继暴露，损失了不少潜伏的人手。迹象表明，有一股强大的势力正在京中 systematically 地清查、打击与“安郡王”相关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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