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手指点着那些冰冷的数字，语气却带着一丝热切：“譬如，此项权重计算，需将巴蜀新农具推广后，预期之粮食增产潜力折价计入！需将东海商会覆灭后，其海外商路打通后，预期之贸易收益评估纳入！甚至，需考虑墨家机关术若广泛应用于水利、城防、军备所能提升之国力系数！未来，力量不止于战场上的兵马多寡，更在于这能持续创造财富、改善民生、提升技术的‘活’的国力！ 此乃万世之基，非一时之强弱。”
范增眯着昏花的老眼，凑近那些竹简，仔细审视每一个数字。他下意识地在心中为项羽集团盘算，争取着每一个可能的权重百分点。但内心深处，他也不得不承认，这套看似繁琐复杂的算法，比单纯比拼武力或玩弄权术，更“文明”，也更……稳固。至少，它提供了一个不用立刻撕破脸皮、可以长期博弈下去的舞台，一个能将争斗从沙场引导至算盘的舞台。
“表决时，”张良的声音将范增从思绪中拉回，“重大事项，如修改宪章、对外宣战、缔结重要盟约、征收特殊赋税等，需获三分之二以上权重同意；一般事项，如日常律法审议、官员任免、预算审核等，过半数即可。同时，为防多数暴政或关键一方利益被完全忽视，设立‘有限否决权’，但每位元老在一个任期内行使次数有严格限制，且每次行使需付出相应的政治代价，或让渡部分其他权益。”
三、 基石之立：民权雏形与文明至高认同
争论最为激烈、甚至带着点火药味的，是关于“民”的条款。
张良提出，笔锋沉稳：“宪章需明确，保障黔首（百姓）之基本生存权——拥有田宅、免受非法侵夺与过度盘剥、遇灾荒战乱时有获得基本赈济之权；需保障其人身安全，不受酷刑、任意拘押及连坐之法；需保障其子女，无论贫富，有接受基础教化之机会，内容包括识字、算数、律法常识及农耕工坊之基本技艺。此乃……文明之基石，亦是国力之源流。”
“荒谬！此乃动摇国本！”一名被特许列席顾问的、出身旧秦勋贵家族的法吏忍不住霍然起身，脸色涨红，“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自古皆然！若人人皆可据法诉讼，皆可识字明理，则尊卑何存？贵贱何以区分？秩序何以维系？！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他的声音在殿内回荡，带着旧时代卫道士的惊怒。
此时，一位一直沉默坐在角落、身着洗得发白的儒袍的老者——叔孙通，缓缓开口。他曾在秦廷为博士，素以精通礼仪、善于变通着称。他先是对着激动的法吏微微摆手，示意其稍安勿躁，然后转向张良和萧何，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
老夫以为，子房先生与萧何先生之议，虽有惊世骇俗之处，然细思之，亦有其理。昔日《秦律》不可谓不细密，其初衷亦是为定分止争，维护秩序。然其失在于过于严苛而少悯恤，如同只有骨架而无血肉，终失人心。若能于律法框架之中，注入些许仁恕精神，明确底线，保障生民最基本之喘息，或可……减少民怨，稳固国本。
须知，民若能安生，则乱源自消；民若有智，则国力自昌。这基础教化，非为造就士人，而是使民知法守纪，通晓稼穑工匠，于国于民，皆有大益。”他这番话，既肯定了法度的重要性，又巧妙地为“民权”雏形披上了一层“利于统治”的外衣，让反对者一时难以驳斥。
萧何更是直接，他拿起另一卷竹简，上面是他核算的账目：“让百姓活得好，他们才能安心耕种，生产更多粮食布匹，才能缴纳更多赋税，才能供养更强大的军队，才能有余力购买商品，繁荣市井！这是最浅显不过的道理！
民富，方能国强；民智，方能国久。将其写入宪章，并非纵容，而是投资，是对华夏未来最根本的投资！”他将“投资”二字咬得极重，目光炯炯地看着范增和那位法吏。
殿内陷入短暂的沉默，只有烛火燃烧的噼啪声。范增眉头紧锁，他在权衡。那法吏张了张嘴，看着萧何手中那卷写满“利益”的竹简，以及叔孙通那“利于统治”的诠释，最终悻悻地坐了回去，只是脸色依旧难看。
最终，一番激烈的交锋、妥协与文字上的巧妙修饰后，几条最基础的、带有民权雏形的条款被艰难地写入草案。
它们措辞谨慎，充满了限制和前提条件，远非后世意义上的权利宣言，但毕竟，第一次将“民”的某些基本利益和保障，以近似“权利”的形式，隐约写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之中。这是一个微小的开端，却象征着巨大的转变。
最后，也是最具凝聚力和指向性的一条，由张良亲自执笔，他深吸一口气，饱蘸浓墨，笔走龙蛇，墨迹淋漓而庄重：
“凡华夏文明所覆之地，无论秦、楚、汉之别，无论诸夏蛮夷之分，皆以此为最高认同。宪章之下，皆为华夏子民，共尊文明道统，共担兴衰之责，共享和平之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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