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课铃声散在风里，他牵着我的手没松开，指尖温热地贴着我的掌心。树影还在肩上晃，脚步也没停，可我感觉他走的方向不是回宿舍。
“去哪？”我问。
“书房。”他说，“有东西给你看。”
我没再问，跟着他穿过小路，楼道安静，只有鞋底轻擦过地面的声音。门打开时，屋里灯已经亮了，书桌上的笔记本电脑屏幕泛着浅光，像是等了很久。
他让我坐下，自己坐到旁边，手指敲了下回车键。文件名跳出来：《剑桥联合发展计划第七版》。
我愣住。“这是什么？”
“我们的课表。”他点开文档，“你传媒学的三门核心课，我都选了旁听。第一学期你写论文，我刚好完成商业分析模型，可以帮你做数据支持。第二年我们各自带课题，但调研时间错开了两周——你去北欧做媒体生态研究的时候，我在伦敦参加学术会议，第三天就能赶过去陪你实地走访。”
我翻着页面，心跳慢慢快起来。每一页都标得清清楚楚，连假期旅行路线都按国际论坛地点排好了。不是随便写写，是真正打算一步步走的路。
然后我看到附录页。
模拟的论文致谢稿里，第一行写着：“特别感谢L.X.，她让我明白，理性之外还有值得奔赴的温度。”
我喉咙有点发紧，偏头看他，“你什么时候开始弄这个的？”
“你大二那年。”他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你说想去剑桥看看那天，我就开始查资料了。后来发现，他们的跨学科项目适合我们两个方向融合。三年前提交了联合培养意向书，去年拿到了双导师批复。”
我怔住。“那你……早就计划好了？”
“不是计划。”他摇头，“是跟上你的节奏。”
我低头继续翻，忽然在最后一页看到个附件缩略图，标题是手写体扫描件：“2017 未来妻子培养指南”。
空气好像静了一瞬。
我抬眼看他，他没躲开视线，只是把文件夹从桌底暗格里拿出来，放在我手边。
“打开看看。”他说，“这不是我为你定的标准，是我给自己列的成长清单。”
我翻开第一页，纸张已经微微泛黄，字迹工整：
“2017年6月8日。林溪在校报发表评论文《信息茧房与青年认知》，逻辑清晰，观点锋利。我报名公共演讲训练营，目标：三个月内能在百人场控场自如。”
往下一页：
“2018年3月12日。她小组作业被排挤，没人愿意和她合作。我去修了心理学辅修课程，学团队冲突干预。我想知道，当她再次遇到这种情况，我能站在她身边说什么。”
再往后：
“2019年11月3日。她在图书馆翻《传播政治经济学》，坐在靠窗位置，阳光落在书页上。我借走同一本书，读完写了三万字笔记。不是为了炫耀，是怕有一天她问我‘你怎么懂这些’，我不想答不上来。”
一页页翻过去，日期连成线，像一条看不见的轨迹。
直到2020年9月5日那条：
“林溪第一次提剑桥梦。她说不是非要学位，而是想看看世界顶尖的学术环境长什么样。从今天起，我开始系统研究英联邦教育体系、签证政策、奖学金申请流程。我要确保，如果她决定走，我不会成为她的阻碍。”
我停下动作，指尖压在那行字上。
原来不是他早早规划好一切，而是每一次我往前一步，他就逼自己跟进一步。我不是被安排进他的蓝图，而是成了他前进的理由。
“所以……”我声音有点哑，“这份‘培养指南’，其实是你的自我提升记录？”
“对。”他点头，“我不怕你走得远，我怕我追不上。你总是默默努力，从不张扬，可我知道，你想要的东西从来都不简单。我只是不想在你回头的时候，发现自己还停在原地。”
我合上文件夹，没说话。
他也不催，只是轻轻接过本子，放回桌角，然后转过身面对我。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他说，“担心到了那边，你会变成附属品，会失去自己的节奏。但你看这个计划——它不是要求你配合我，而是我在调整自己去匹配你。你的课题优先排期，我的研究围绕你能参与的时间段展开。我甚至推掉了三个独立项目邀请，就为留出共同创作的空间。”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大一时的事。
那会儿我还不认识他，只听说有个成绩逆天的学长，冷得没人敢搭话。有一次我在图书馆找一本绝版书，翻遍目录都找不到，正要放弃时，管理员递给我一册复印本，说有人提前帮我调出来了。
我没问是谁，只记得扉页上有几行批注，字迹清峻，内容却细致入微，连我可能困惑的术语都做了脚注。
现在我想起来了。
那是他。
“你是不是……”我开口，又顿了顿，“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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