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清水镇东头住着个私塾先生，姓储，单名一个梅字。这储先生四十来岁，瘦高个儿，常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在镇上教了二十年的书，教出的学生有的当了掌柜，有的做了账房，还有的在省城念了洋学堂。
镇上人都说储先生是个怪人。
怪在哪儿呢？第一，他每天晚上戌时三刻必上床睡觉，雷打不动。第二，他睡觉的时候，房门必须从里头闩上，任谁叫也不开。第三，也是最怪的一点——他睡觉的时候，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总蹲着一只猫头鹰，直愣愣盯着他窗户，一盯就是一宿。
镇上的王屠户有一回喝多了酒，半夜路过储先生家门口，亲眼瞧见那猫头鹰眼珠子转了两转，竟开口说了人话：“储大人今晚当值，闲人退避。”
王屠户吓得酒醒了三分，连滚带爬跑回家，第二天逢人就说：“了不得了！储先生家的猫头鹰成精了！”
可没人信他，都说他是酒喝多了撞了邪。
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直到那年腊月，镇上出了件大事。
腊月二十三，小年。镇上的刘寡妇死在自家炕头上，死得不明不白。刘寡妇四十出头，身子骨一向硬朗，头天晚上还去井台打水，跟人说说笑笑的，第二天一早，她儿子去叫她吃饭，人就硬了。
请了郎中来瞧，郎中把了脉，翻了眼睑，最后摇摇头：“没病没灾的，怎么就……”
这话说了一半，剩下半截咽回了肚子里。
镇上人开始嘀咕。有说是刘寡妇命不好，男人死得早，一个人拉扯儿子长大，累死的。有说是她家那口井不干净，那水不能喝。还有的说，她家那院子挨着乱葬岗子，怕是冲撞了什么。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刘寡妇的弟弟不服气，从县城请了个端公来。
那端公姓胡，四十来岁，留着山羊胡子，穿着一件脏兮兮的道袍，手里拿着个铃铛，在刘寡妇家又跳又唱闹腾了半天，最后从怀里摸出一张黄纸，画了一道符，啪地拍在炕头上。
“你家姐姐这是被路过的野鬼勾了魂。”端公捋着胡子说，“那野鬼生前是个光棍，死在外头没人收尸，怨气重，瞧上你姐姐了，就……”
他话没说完，院门被人推开，储先生走了进来。
储先生还是那件灰布长衫，袖口磨得发亮，脸色比往常更白几分，眼底青黑一片，像是几宿没睡。
“胡端公，”储先生站在院子里，也不进屋，“借一步说话。”
胡端公一愣，跟着储先生走到院外。
两人在墙角嘀咕了一盏茶的工夫，谁也不知道说了什么。只见胡端公脸色变了又变，最后朝储先生拱了拱手，转身进屋，把炕头上那张符揭下来，揉成一团揣进怀里。
“你家姐姐的事，”胡端公对刘寡妇的弟弟说，“我管不了。这钱我也不要了。”
说完，收拾包袱，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下镇上人更纳闷了。胡端公在县城有些名气，怎么跑这一趟，钱都不要就跑了？
刘寡妇的弟弟追出去问，胡端公只是摇头，一句话也不肯多说。
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
刘寡妇下了葬，头七那天，她儿子夜里做了个梦，梦见她娘站在炕头边上，穿着死时候那身衣裳，脸色白得吓人，可神情却是安详的。
“儿啊，”刘寡妇说，“你替娘办件事。”
“娘您说。”
“你去镇上储先生家，给他磕三个头。就说……就说刘氏谢过他，来世做牛做马报答他。”
她儿子醒了，满头冷汗。
第二天一早，他真去了储先生家，进门就跪下，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
储先生正在院子里喂鸡，见状把他扶起来，叹了口气：“你娘是个善人，原本那劫是躲不过的，但她在世时积了德，如今……如今已经去了该去的地方。你回去吧，好好过日子。”
她儿子想问个究竟，储先生摆摆手，进屋关了门。
这事儿传开之后，镇上人才开始咂摸出点味儿来——这储先生，怕不是个有来历的。
可到底是什么来历，谁也说不清。
直到第二年开春，出了另一档子事。
镇东头有个孙癞子，三十好几了还没娶上媳妇，成天游手好闲，偷鸡摸狗。这孙癞子胆大，别人不敢去的地方他敢去，乱葬岗子他都敢半夜去转悠。
有一天，他在镇上茶馆吹牛，说自己前些日子在县城见着个大人物。
“多大的人物？”有人问。
“府台大人！”孙癞子翘起大拇指，“骑着高头大马，前呼后拥的，那排场，啧啧……”
“你吹吧，府台大人能让你见着？”
“真事儿！”孙癞子急了，“我还听见他身边人喊他‘储大人’呢！”
茶馆里一下子安静了。
“你说……储大人？”
“对啊，储大人！”孙癞子没察觉气氛不对，“我寻思着，咱们镇上不就一个姓储的吗？可那储先生穷教书的，哪能跟府台大人比……哎，你们怎么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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