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的余晖尚未散尽，殷都上空残留的虹霓仿佛为新王的诞生铺设了一条天路。公子受，不，现在应该称其为帝辛，以无可争议的姿态，在玄鸟甘霖的神迹见证下，在朝臣万民的拥戴或慑服中，正式登上了商王的宝座。然而，对他而言，这并非终点，而是一个更加凶险、更需要铁腕与智慧的全新起点。
他深知，一个被瘟疫、内斗和谣言重创的王朝，需要的不是墨守成规的守成之君，而是敢于劈开荆棘的革新之主。
登基大典后，帝辛迅速稳定后宫，这本身也是政治布局的重要一环。
出身强大鬼方部族的鬼芈被立为王后。这不仅是兑现联盟承诺，巩固与鬼方的军事政治同盟，更是向天下昭示新王重视实力与功绩，倚重新兴军事贵族的态度。鬼芈性格刚毅果决，颇具将门之风，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传统殷商贵族和贞人集团的一种无形威慑。
占丙如愿以偿，获封王妃，地位尊崇。然而，这荣耀背后是冰冷的现实。帝辛和永宁兑现了承诺，却也彻底将占氏架在了火上。占丙的得宠，非但没有带来占氏的复兴，反而因为其“背叛”家族助力帝辛上位的过往，以及帝辛后续对贞人集团的打压政策，使得占氏在贞人集团内部被孤立、猜忌。占丙本人，则被微妙地置于“王室代表”与“氏族叛徒”的双重角色中，成为帝辛监视、分化贞人集团的一枚活棋。占氏空有王妃的虚名，实则影响力大不如前，内部因占瑶失势、占准颓丧、占阮投靠而分崩离析，成了一个被抽去脊梁的“空架子”。
然后就是帝辛的革新之刃，削弱神权，巩固王权。
他的施政，展现出了与温文守成截然不同的凌厉风格。他的改革矛头，直指数百年来与王权共治天下、甚至时常凌驾于王权之上的贞人祭祀集团。
其一，改革祭祀，夺回解释权。
降低规格，减少频率。
帝辛下令，非关乎国运的重大事项，不得随意举行耗费巨大的国家级祭祀。日常祭祀活动简化规格，减少牺牲尤其是人性数量，削弱贞人通过垄断祭祀活动攫取政治资本和物资的机会。
强调“王命即天命”。
他大力宣扬“天命之祭”的范式，强调王者自身的德行、能力与功绩才是获得上天庇佑的关键，而非完全依赖于贞人的占卜与沟通。他将永宁主持的、以万民愿力为核心的祭祀形式偶尔制度化，试图建立一种绕过传统贞人、直接与“天意”、“民心”挂钩的合法性来源。这使得贞人“代天立言”的权威性大打折扣。
其二，提拔新人，瓦解旧族。
重用“小人”。
帝辛不拘一格，大量提拔出身微贱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如善于理财的费仲、勇猛善战的飞廉、恶来父子等。这些“小人”没有庞大的氏族背景，其权力完全来源于王权，因此对帝辛更加忠诚，成为他推行政策、对抗旧贵族势力的得力爪牙。他们的崛起，严重冲击了由贞人世家和传统贵族垄断的官职体系。
打压世卿。
对于像比干、箕子、莘氏等虽然支持他上位，但代表着传统宗室和贞人集团利益的重臣，帝辛采取既用且防的策略。他尊重其地位，咨询其意见，但在关键决策上往往独断专行，或依靠费仲等新贵与之抗衡。同时，他利用永宁，和莘氏重屋地下的“陨石玉珏”网络，重新制作玉珏被朝臣普遍佩戴，无形中增强了他们对王权能量的亲和与依赖，也产生了微妙的相互牵制，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向心力。
其三，经济与军事集权。
帝辛掌控资源，加强对盐铁、铜等战略资源的王室专营，削弱地方方国和贞人氏族通过控制资源获得的经济独立性。
强化王师，扩建直属王室的军队，配备最好的装备，由飞廉、恶来等心腹统领。同时，通过与鬼方等外部势力的联盟，保持对外军事压力与内部震慑力，使得任何内部反对势力都不敢轻举妄动。
其四，对待方国，强硬与怀柔并用。
对于听话的方国，给予贸易优惠或政治联姻。
对于不驯或疑似与恶勾结的方国，则不惜屡次发动战争进行征讨，既开疆拓土，转移内部矛盾，也消耗那些可能不服从的方国及与其关联的贵族势力。
历史上的纣王帝辛亦是频频用兵东南征讨东夷，其既有开边野心，也是内部权力整合的需要。
帝辛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
朝堂之上，暗流汹涌。
比干、箕子等老臣，对于帝辛轻视传统礼仪、打压贞人、重用卑贱之人的做法忧心忡忡，时常进谏。有人可能因政见不合或感到威胁，开始萌生去意或暗中另寻出路。
贞人集团更是怨声载道，但他们失去了占氏这个强力的领头羊，内部又被某种能量场隐隐分化，更面临王权和军事力量的双重压制，一时难以组织起有效的反抗。天命玄祭的神迹余威尚在，永宁那深不可测的形象也让他们心存忌惮——尽管永宁在帝辛登基后似乎淡出了政治前台，但谁也不知道她是否还在暗中关注，那曾涤荡瘟疫的甘霖和天命大巫的力量，是否会再次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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