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局的红墙绿瓦被林晚晴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她没有立刻回招待所，而是沿着街道，第一次用一种审视的、属于自己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她生活了八年的县城。
街道两旁是低矮的瓦房，路边有推着车卖冰棍的小贩，墙上还刷着“只生一个好”的标语。一切都带着这个时代独有的朴素和生机。
以前，她每次进城都是行色匆匆，不是为李家添置东西，就是去布料厂领活，脑子里想的永远是怎样才能多省下一毛钱，多挣几分钱。
而现在，她想的是怎么为自己活。
肚子里传来一阵“咕噜”的叫声，提醒着她，从昨天到现在，她只喝了几口空间的灵泉水。
她摸了摸口袋里那三百块钱，挺直腰杆，走进了街角那家国营饭店。
饭店里人不多，服务员是个穿着白褂子的年轻姑娘，正拿着一块抹布有一下没一下地擦着桌子，脸上写满了不耐烦。
看到林晚晴进来，那姑娘只是懒洋洋地抬了抬眼皮，用下巴指了指墙上的小黑板：“吃什么自己看，先去窗口买票。”
林晚晴也不在意，这种态度在国营饭店里是常态。
她走到小黑板前，目光直接落在了最贵的那道菜上——红烧肉，三块钱一份，还要二两肉票。
在李家八年，她连一块像样的肉都没吃过。张兰总是说肉要留给男人和孩子吃，女人吃多了浪费。
今天，她偏要吃！
林晚晴没有肉票，但她知道规矩。她走到售票窗口，对里面打着瞌睡的大师傅说：“同志，我买一份红烧肉，不要肉票，我多加一块钱，行吗？”
这是私底下默认的潜规则，用钱换票。
大师傅睁开眼，打量了她一下，看她虽然穿着朴素，但眼神坦荡，不像来占便宜的，便点了点头。
林晚晴爽快地付了四块钱，又花两毛钱买了个大白馒头。
当那碗冒着热气，油光锃亮，散发着浓郁酱香的红烧肉端到面前时，林晚晴的眼眶微微有些发热。
她夹起一块肥瘦相间的肉，放进嘴里。
入口即化，满口油香。
这味道，比她记忆中任何一顿饭都要香。
她吃得很慢，很认真，仿佛在进行一场郑重的告别仪式。
告别那个忍饥挨饿、委曲求全的自己。
吃完饭，她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便走出饭店，找了个不远处的树荫下等着。
果然，不到半个小时，一个熟悉的身影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由远及近，正是李建军的弟弟，李建民。
李建民今年二十出头，仗着张兰的偏爱，从小就好吃懒做。当年他娶媳妇，就是林晚晴卖了金镯子凑的彩礼，可他对这个嫂子，从来没有半点尊重。
他把自行车“哐当”一声停在林晚晴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卷被捏得皱巴巴的毛票，往地上一扔。
“喏，一百块，我妈让我拿给你的。拿着钱赶紧滚，以后别再来纠缠我们家！”他的语气充满了施舍和鄙夷，仿佛林晚晴是什么甩不掉的垃圾。
若是从前的林晚晴，怕是又要红着眼圈，默默地蹲下去捡钱。
但现在，她只是冷冷地看着地上的钱，动也没动。
“捡起来。”
李建民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
“我说，让你把钱捡起来，亲自交到我手上。”林晚晴的眼神平静无波，却带着一股不容抗拒的压迫感，“这是你们李家欠我的，不是你打发叫花子的。”
李建民被她看得心头一跳，不知为何，竟有些发怵。
他梗着脖子嘴硬：“你爱要不要！给你脸了是吧？”
林晚晴不再跟他废话，转身就朝不远处的派出所方向走去。
“你干什么去！”李建民急了，连忙上前拦住她。
“去报案，”林晚晴言简意赅，“告诉警察同志，你们李家侵占我的嫁妆，还当街侮辱我。”
“你！”李建民的脸瞬间涨红了。
他知道，他哥叮嘱过，今天绝对不能再惹事了。要是真闹到派出所，他哥的工作肯定要受影响。
权衡利弊之下，李建民只得不情不愿地蹲下身，一张一张地把那些沾了灰的毛票捡起来，胡乱地拍了拍，粗暴地塞进林晚晴手里。
“行了吧！真是晦气！”
林晚晴接过钱，当着他的面，仔细地数了两遍，确认无误后，才放进口袋。
“告诉张兰，也告诉你哥，从今天起，我们两清了。”
说完，她看也不看脸色铁青的李建民，转身大步离开。
四百块。
这是她的第一桶金。
有了钱，接下来就要考虑怎么把钱变成更多的钱。
她没有丝毫犹豫，径直走向了县城最大的农贸市场。
八十年代的市场，充满了喧嚣和活力。卖菜的、卖粮的、卖自家鸡鸭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林晚晴没有去凑热闹，而是在各个菜摊前仔细观察。
她发现，现在市面上的蔬菜种类很单一，无非就是些白菜、萝卜、土豆之类的当季菜，品相也一般，蔫头耷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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