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风集团”这四个字，如同投入深潭的巨石，在临时指挥中心内激起了远比“老鹰巢”被端时更为复杂、更为深沉的波澜。这个盘踞东海多年的商业巨擘，其触角早已深入城市经济的方方面面，与各方关系盘根错节。它与眼前这血腥的器官贩卖网络产生关联，意味着案件的性质和阻力，已攀升至一个全新的量级。
程日星锁定的物理地址——长风集团总部大厦的特定楼层，像一枚精准的坐标，将所有人的目光引向了这片熟悉的疆域。那里，曾是余年职业生涯起点的地方，也是他与楚啸天势力初次交锋的战场。
“注册在海外的‘生物科技咨询公司’……租赁长风集团的物业……”老周快速调取着该公司的公开信息，“表面业务记录几乎为零，注册资本金高得离谱，股权结构复杂到难以追溯最终受益人。典型的幽灵公司，用于洗钱或充当防火墙。”
“但它出现在这里，与‘清洁’行动的指令节点关联，”余年声音低沉，“就意味着，长风集团内部，至少是默许了某种级别的合作，或者……存在着一个我们尚未察觉的、深度嵌入的寄生体。”
这不再是单纯的犯罪团伙，而是可能与企业巨头、资本力量乃至更复杂背景交织在一起的庞然大物。对手的层级，已然不同。
直面长风集团，绝不能再依靠传统的侦查冲锋。
“改变策略。”余年迅速决断，“所有针对该节点的调查，转入绝对静默。停止一切主动的网络探测和技术接触。日星，老周，你们的工作转为深度分析已获取的数据，寻找这个‘生物科技咨询公司’与已知犯罪网络——比如‘兴达劳务’、资金通道、境外势力之间，除了这个IP节点之外，更细微、更间接的关联痕迹。任何资金、人员、物流上的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他看向林晓和苏晴：“法律和舆论层面，暂停所有直接指向长风集团的行动。我们需要更坚实的铺垫。林晓，重点研究企业与第三方租赁方法律责任的界定，以及如何在不直接指控长风集团的情况下，通过合法程序调查其物业内的特定租户。苏晴，舆论引导要更加谨慎，暂时将公众视线牢牢固定在‘翰墨雅集’诈骗案和已被捣毁的‘老鹰巢’非法器官交易点上，巩固既有成果，避免过早引发不可控的舆论风暴。”
这是从正面强攻转为侧翼迂回，从追求速战速决转为准备一场可能旷日持久的、更为精细的阵地战。
调查进入了最考验耐心和细心的阶段。
程日星和老周像考古学家一样，在浩瀚的数据地层中小心翼翼地发掘。他们不再试图破解新的指令，而是将已破译的指令内容、资金流水的时间节点、物流记录的异常之处，与长风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公开的财报信息、重大项目时间表、高管活动轨迹进行交叉比对，寻找可能存在的、被精心掩盖的“巧合”或“共振”。
林晓则开始系统梳理与长风集团相关的既往诉讼案例、监管处罚记录、以及其核心业务领域的政策法规，试图从商业合规的角度，寻找可能存在的、可供利用的薄弱环节。
苏晴则动用了更隐蔽的人脉，尝试了解长风集团核心决策层近期的动态和关注点，尤其是与“生物科技”、“海外投资”相关的动向。
周晓芸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着。她凭着在金澜底层挣扎时练就的、对环境中异常气味的敏锐直觉，在梳理受害者社会关系时，发现其中两人在被诱骗前，都曾在长风集团旗下某个建筑工地上做过短工。这看似微不足道的关联，为“兴达劳务”与长风集团之间可能存在的人力输送渠道，提供了一个极其微弱却值得关注的旁证。
对手的反击也随之升级，但形式变得更加“文明”和“合规”。
长风集团旗下的公关团队开始有组织地在高端财经媒体上发表文章，探讨“民营企业面临的法治环境挑战”，强调“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字里行间营造出一种资本受到“不公调查”威胁的悲情氛围，试图争取更广泛精英阶层的同情。
同时，多个与长风集团有密切业务往来的商会、行业协会，开始向市政府和司法机关递交“建议书”，表达对“某些调查可能影响本地营商环境”的“担忧”。
更直接的是，一位与余年母亲相熟的老邻居，受人之托，“偶然”来访，闲聊中“不经意”地提起长风集团对本地税收和就业的“巨大贡献”，以及“某些年轻律师做事过于冲动，不顾大局”的“惋惜”。
压力不再仅仅是文件和会议上的言辞，它化作了弥漫在空气里的氛围，变成了熟人话语中的暗示，试图从社会关系、道德评价和宏观叙事的层面，进行更柔性的围剿。
“他们想把法律问题，扭曲成发展与稳定的问题，把我们塑造成破坏规则的麻烦制造者。”夜深人静时，余年对核心团队成员说道，他的脸上看不出喜怒，只有深沉的平静，“但我们很清楚，我们不是在破坏规则，而是在扞卫规则最核心的底线——生命的尊严不容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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