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行的额头依旧紧紧贴着冰凉的金砖，身体的僵硬并非伪装。皇帝的“善”，没有喜悦，没有赞许，只有一种山雨欲来的审度。御座上那道半阖的目光，锐利如针，仿佛穿透了皮囊，正在他五脏六腑中逡巡，搜寻着每一个细微的颤栗、每一丝思想的游移。
空气粘稠得如同凝固的铅块，丹炉散发的异香混合着炭火味，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大殿两侧垂首侍立的内侍和偶尔可见的司礼监大珰身影，此刻都化作了模糊的背景板，整个世界只剩下那高高在上的御座、那本摊开的奏章，以及跪在下方的、命悬一线的臣子。
嘉靖帝的目光重新垂落到奏章上，指尖在纸面上缓缓划过，发出沙沙的声响，每一次停顿都像是落在申时行紧绷的神经上。
“申爱卿，”皇帝的声音低沉沙哑，打破了凝滞，“这方略中…有你的不少润色之功吧？”这话听着轻描淡写，但“润色”二字带着刺骨的寒意。皇帝在点明，奏章字面下的妥协与机锋，瞒不过他的眼睛。申时行的心脏猛地一缩，他明白，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回禀陛下，”申时行的声音竭力保持着平稳，字斟句酌，每一个词都需在舌尖反复思量，“臣蒙徐、高二公及诸同僚不弃，参与合议。
所拟方略，乃众位大臣体察圣心、殚精竭虑所成。臣不敢贪天之功，唯尽本分，梳理条陈，务求将诸位忠君体国之心、御侮安邦之策清晰上达天听，以免失其本意，耽误圣虑。”
他把“众位大臣”、“体察圣心”、“忠君体国”这些词推到前面，强调集体的意志和对皇帝心思的揣摩，淡化自己的痕迹。同时暗示自己的角色仅仅是“梳理条陈”，是避免政策被误解和扭曲的“传声筒”，而非决策者。
“好一个‘清晰上达’。”嘉靖帝嘴角勾起一丝难以捉摸的弧度，似笑非笑，“‘北击’与‘清源’，一东一西，一动一静。高拱要兵，徐阶要权，申爱卿倒是居中调和得…天衣无缝。”
“天衣无缝”四个字像淬了毒的钢针。皇帝直接捅破了那层苦心孤诣裱糊的窗户纸，将徐、高隐藏在方略背后的“私心”——争夺兵权与人事权——赤裸裸地点了出来！
申时行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他知道，自己此刻任何一丝为其中任何一方辩解的言辞，都可能被视为攀附，任何一点对另一方的打压，则会被视为倾轧。他只能将“忠诚”这顶大帽子牢牢扣在所有人头上，包括自己：
“陛下明察秋毫！臣惶恐。徐、高二公所议，虽有侧重，然其心赤诚可鉴日月。高阁部以雷霆手段靖边，是为陛下永绝北虏后顾之忧，扬我天威于漠北；徐阁老以水磨功夫肃清海疆毒瘤，意在根除倭患，保我江南膏腴安宁。
皆为社稷计，皆为黎庶念！臣居中奔走，深感二公及群僚拳拳报国之意，亦时时惕励，唯恐言语有失，不能尽显诸位重臣辅佐圣躬、勠力同心之状于万一！”
他用宏大的国家利益、皇帝自身的安全和民生包装徐、高的意图，并用“勠力同心”这个皇帝最渴求也最不相信的词汇，硬生生将一对政敌描绘成目标一致的合作者。他的谦卑更是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战战兢兢、唯恐传达不力的卑微执行者。
嘉靖帝似乎对申时行这番滴水不漏的陈词无动于衷。他枯瘦的手指指向奏章上一处关于东南“靖海卫”编制、钱粮及属地的具体条陈——那里几乎是徐阶势力和高拱势力在东南沿海犬牙交错的模糊地带。申时行当时在此处确实留了“活扣”。
“戚继光练兵…尚可。募民成军，需粮饷，需船械。这钱，是户部出？还是东南厘金出？这兵，直属兵部，还是…听命于督抚？”皇帝的问题如同精准的手术刀，直接切开了方略中最脆弱、最易起争执的血管。他不仅要问策略，更要问钱和权的归属！这直接关系到未来谁能掌控这股力量。
申时行对此早有预案。他不能决定归属，只能提出一个看似“程序公正”的缓兵之策，将责任再次下移，同时为皇帝预留最高仲裁权和人事干预的出口：
“陛下圣明！此中关节，乃方略施行之根本，臣等实不敢专擅。臣之拙见，可令户部协同浙江、福建督抚衙门先行会商，核算所需，厘定来源，或由国库存银划拨一部，或酌增本地榷税厘金补充，务必公私两便，不扰民亦不累及国库根本。
至于隶属，”他顿了一下，这是最敏感点，“靖海卫系新募之师，肩负海防重任，臣意，当暂依地方防务旧例，在兵部统一调度下，受所在总督、巡抚节制调配，以利守土。待其功过显现，编制成熟，再请陛下乾坤独断，或升格或整编或直辖，钦定其位份权责。
至于浙江卫所及都指挥使司所辖主力的整顿，戚继光可专司其事，责成其速提方案，由兵部与阁臣共议核准。一切人事任用，皆仰赖圣心明鉴！”
他把“会商”、“先行核算”、“暂依旧例”、“待功过显现”以及最终的“钦定其位份权责”、“圣心明鉴”等词作为缓冲，核心思想是“现在不说死，具体问题下面去吵去商量，吵不出结果再报给您老人家定夺”。给皇帝留足插手和调整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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