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关上了。我走到窗边。天已经亮了，楼下的警车来回穿梭，同事们陆续上班，有的打着哈欠，有的拎着早餐匆匆走过。生活照常运转，像一台不停歇的机器。可我知道，有些裂痕正在被修补，有些曾经被忽略的声音，正一点点浮出水面。
李悦还在调试程序。她把五个指标整合成一个评分系统，取名叫“脆弱指数”。当某个人的风险值超标时，系统会生成一条预警通知，包含最后出现地点、外貌特征和相关记录。她做了模拟测试，输入历史数据跑了一遍。
“第一批数据跑通了。”她抬头看我，声音带着疲惫里的兴奋，“模拟结果显示，全市目前有四十七人符合高危标准，分布在八个城区。”
我盯着那个数字，心揪紧了。四十七个可能正在崩溃边缘的人，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在城市的角落，在监控看不到的地方，在凌晨三点的桥洞下瑟瑟发抖。他们不是坏人，不是危险分子，只是被生活压垮的普通人。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他们中的某一个，很快就会变成下一个“Z-1”，连名字都不会留下。
半小时后，赵勇回来了，怀里抱着一个旧旧的牛皮纸袋，边角都磨破了，纸面发黄，折痕快裂开。
“拿到了。”他把袋子放在桌上，喘了口气，“老城区三个救助站的完整登记表，还有部分巡查记录。一开始他们不肯给，说这不是警方职责。”
“你怎么说的？”我问。
“我把Z-1的生存轨迹图摊在他们桌上。”赵勇冷笑，“我说，这个人三个月前还在领救助餐，两个月后就被绑进实验室切开脑子。你们觉得，他当初来登记的时候，算不算‘我们的事’？”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后来他们没再拦我。”
李悦马上接过文件开始扫描录入。我把那份“脆弱指数”草案打印出来，贴在白板最显眼的位置。标题写着：“高风险流浪人员动态监测机制（试行）”。下面列出了五项核心指标、响应流程、责任分工和试点区域。
“明天总结会上，我要提这个。”我说。
“郑铭那边……”李悦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他知道我们在搞这个吗？”
郑铭是分管副局长，做事讲究规矩，对创新一向持保留态度，尤其讨厌“越界操作”。
“不管他怎么想。”我打断她，“这事不能再拖。我们已经有证据证明，这些人不是随机受害，而是被精准挑选的。周雄团队有一套筛选标准：孤立无援、社会关系断裂、长期脱离公共视线。他们专挑‘不会被人找’的人下手。如果我们现在不做点什么，下一个徐文芳，可能连名字都不会留下。”
李悦点点头，继续埋头工作。她的屏幕上，第一份正式预警报告正在生成。姓名栏写着“未知”，性别男，年龄约三十八岁，最后一次出现在城西立交桥下监控中，穿得很单薄，动作迟缓，翻垃圾桶找吃的。系统标注：风险等级——一级；建议处置方式——立即核查并提供临时安置。
我拿起笔，在报告下方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赵勇坐在桌边翻着那份名单，忽然停下：“这个人……我见过。”
“谁？”
他指着一页：“王建国，五十一岁，去年冬天在火车站附近冻伤送医，出院后失联。我去现场做过笔录，他说自己在工地打零工，年底老板跑了，工钱一分没拿到，房子也被房东收回。”
“后来呢？”
“再没消息。”赵勇合上本子，声音低沉，“如果那时候有人跟进一下，帮他申请临时补助，或者安排住宿，或许他就不会流落到那种地方。也许……他就不会成为目标。”
屋里安静下来。空调嗡嗡响，窗外传来远处工地的打桩声。我们都明白，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过去几年，有多少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滑出了社会的视线？又有多少家庭，多年后才发现亲人早已不在人间？
李悦轻轻敲下回车键，新一批数据开始比对。她的手指在鼠标上摩挲着，像是在确认某种真实感。
“我一直以为，技术是用来破案的。”她忽然说，“但现在我觉得，它更该用来防案。破案是救一个人，防案是救一群人。”
我看着白板上那句红笔写的总结：“不是他们选择了犯罪，是系统遗忘了他们。”我拿起另一支红笔，在旁边画了个圈，添上一行小字：“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让系统重新学会记住。”
第二天上午九点，会议室坐满了人。郑铭坐在主位，眉头微皱地看着投影上的“脆弱指数”方案。各部门代表轮流发言，有人质疑数据合法性，有人担心基层负担，还有人提到隐私问题。
我站在前面，没回避任何一个问题。
“我们不是要监控所有人，而是关注那些已经被忽视的人。”我说，“他们不是不想求助，而是不知道怎么求助，甚至不觉得自己值得被帮。我们建这个机制，不是为了增加管理成本，而是为了填补本就不该存在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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