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关上了。我走到窗边。天已经亮了,楼下的警车来回穿梭,同事们陆续上班,有的打着哈欠,有的拎着早餐匆匆走过。生活照常运转,像一台不停歇的机器。可我知道,有些裂痕正在被修补,有些曾经被忽略的声音,正一点点浮出水面。
李悦还在调试程序。她把五个指标整合成一个评分系统,取名叫“脆弱指数”。当某个人的风险值超标时,系统会生成一条预警通知,包含最后出现地点、外貌特征和相关记录。她做了模拟测试,输入历史数据跑了一遍。
“第一批数据跑通了。”她抬头看我,声音带着疲惫里的兴奋,“模拟结果显示,全市目前有四十七人符合高危标准,分布在八个城区。”
我盯着那个数字,心揪紧了。四十七个可能正在崩溃边缘的人,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在城市的角落,在监控看不到的地方,在凌晨三点的桥洞下瑟瑟发抖。他们不是坏人,不是危险分子,只是被生活压垮的普通人。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他们中的某一个,很快就会变成下一个“Z-1”,连名字都不会留下。
半小时后,赵勇回来了,怀里抱着一个旧旧的牛皮纸袋,边角都磨破了,纸面发黄,折痕快裂开。
“拿到了。”他把袋子放在桌上,喘了口气,“老城区三个救助站的完整登记表,还有部分巡查记录。一开始他们不肯给,说这不是警方职责。”
“你怎么说的?”我问。
“我把Z-1的生存轨迹图摊在他们桌上。”赵勇冷笑,“我说,这个人三个月前还在领救助餐,两个月后就被绑进实验室切开脑子。你们觉得,他当初来登记的时候,算不算‘我们的事’?”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后来他们没再拦我。”
李悦马上接过文件开始扫描录入。我把那份“脆弱指数”草案打印出来,贴在白板最显眼的位置。标题写着:“高风险流浪人员动态监测机制(试行)”。下面列出了五项核心指标、响应流程、责任分工和试点区域。
“明天总结会上,我要提这个。”我说。
“郑铭那边……”李悦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他知道我们在搞这个吗?”
郑铭是分管副局长,做事讲究规矩,对创新一向持保留态度,尤其讨厌“越界操作”。
“不管他怎么想。”我打断她,“这事不能再拖。我们已经有证据证明,这些人不是随机受害,而是被精准挑选的。周雄团队有一套筛选标准:孤立无援、社会关系断裂、长期脱离公共视线。他们专挑‘不会被人找’的人下手。如果我们现在不做点什么,下一个徐文芳,可能连名字都不会留下。”
李悦点点头,继续埋头工作。她的屏幕上,第一份正式预警报告正在生成。姓名栏写着“未知”,性别男,年龄约三十八岁,最后一次出现在城西立交桥下监控中,穿得很单薄,动作迟缓,翻垃圾桶找吃的。系统标注:风险等级——一级;建议处置方式——立即核查并提供临时安置。
我拿起笔,在报告下方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赵勇坐在桌边翻着那份名单,忽然停下:“这个人……我见过。”
“谁?”
他指着一页:“王建国,五十一岁,去年冬天在火车站附近冻伤送医,出院后失联。我去现场做过笔录,他说自己在工地打零工,年底老板跑了,工钱一分没拿到,房子也被房东收回。”
“后来呢?”
“再没消息。”赵勇合上本子,声音低沉,“如果那时候有人跟进一下,帮他申请临时补助,或者安排住宿,或许他就不会流落到那种地方。也许……他就不会成为目标。”
屋里安静下来。空调嗡嗡响,窗外传来远处工地的打桩声。我们都明白,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过去几年,有多少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滑出了社会的视线?又有多少家庭,多年后才发现亲人早已不在人间?
李悦轻轻敲下回车键,新一批数据开始比对。她的手指在鼠标上摩挲着,像是在确认某种真实感。
“我一直以为,技术是用来破案的。”她忽然说,“但现在我觉得,它更该用来防案。破案是救一个人,防案是救一群人。”
我看着白板上那句红笔写的总结:“不是他们选择了犯罪,是系统遗忘了他们。”我拿起另一支红笔,在旁边画了个圈,添上一行小字:“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让系统重新学会记住。”
第二天上午九点,会议室坐满了人。郑铭坐在主位,眉头微皱地看着投影上的“脆弱指数”方案。各部门代表轮流发言,有人质疑数据合法性,有人担心基层负担,还有人提到隐私问题。
我站在前面,没回避任何一个问题。
“我们不是要监控所有人,而是关注那些已经被忽视的人。”我说,“他们不是不想求助,而是不知道怎么求助,甚至不觉得自己值得被帮。我们建这个机制,不是为了增加管理成本,而是为了填补本就不该存在的空白。”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喜欢回溯刑警破黑局风云请大家收藏:(m.zjsw.org)回溯刑警破黑局风云爪机书屋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