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韶深吸一口气，向前一步，展开他精心绘制的舆图和一叠厚厚的札记。他没有慷慨激昂的空谈，而是以一种近乎冷酷的务实，开始了他的陈述。
他首先点明了核心战略判断：
“陛下，诸公：西夏之强，在于横山天险与战马之利。然其有一致命软肋——其右翼（西南方向）与吐蕃诸部接壤，关系错综复杂。
尤其是青唐吐蕃（唃厮啰政权），自角厮罗死后，内部分裂，各自为政，此乃天赐良机！”
接着，他展示了半年来实地勘察所获的、令人信服的数据与情报：
部落详情：逐一分析洮、湟流域的吐蕃大族，如俞龙珂、木征等部的实力、矛盾、倾向，“何者可诱之以利，何者可结之以盟，何者须示之以威”，皆有对应之策。
地理险要：指出几个关键的战略节点，如武胜城（后改名熙州）、河州等地，论证在此筑城屯兵的经济与军事价值，“得一城可控一部，连点成线，则可将西夏与吐蕃彻底隔绝”。
经济手段：详细阐述了“茶马互市”的具体操作，如何以茶叶、布帛等物，交换战马、招募蕃兵（“蕃勇”），达到“以夷制夷，省馈运之劳”的目的。
他提出了清晰的“三步走”策略：
第一步招抚沿边蕃部，建立据点；
第二步进取武胜，建熙州；
第三步挟洮湟之势，威服大河上游，彻底斩断西夏右臂。
王韶的奏对，有宏观战略，有微观情报，有具体步骤，有成本估算，俨然一份详尽的可行性报告。
这与他半年前略显空疏的“平戎策”相比，已然脱胎换骨，充满了扎实的质感。
王韶奏罢，御书房内陷入了短暂的沉寂。这些历经风雨的重臣们，脸上皆是一片凝重。赵顼并未急于表态，而是将目光扫向众人：
“诸卿，于王子纯之策，有何见解，尽可直言。”
韩琦率先发问，问题直指核心：
“王子纯，策甚壮。然老夫问你：
若我朝进军，西夏岂会坐视？若其倾力来攻，或联结辽国施压，我朝两面受敌，如之奈何？此策所需钱粮几何？民力几何？若迁延不下，旷日持久，国力可能支撑？”
问题老辣，关乎全局战略风险与国力底线。
王韶答：
“西夏内部亦有纷争，无力全力东顾。且我方策略为‘渐进’，并非大军突进，乃是‘筑城缓进’，形同楔子，使其难以全力应对。
至于钱粮，初期可于当地屯田，以茶马之利养军，远途馈运压力小于河北、西北正面防线。此乃以战养战之法。”（他承认有风险，但论证了风险可控，且成本效益比传统防线更优。）
文彦博沉吟道：
“以夷制夷，古来有之，然成效难料。蕃部反复无常，今日招抚，明日或叛。
若处置不当，非但不能制夏，反恐在西南又树一敌，陷于两线作战之窘境。”
焦点在于外交的不可控性与潜在风险。
王韶答：
“文公所虑极是。故招抚必以‘诚信’为本，辅以‘实力’为后盾。关键在于‘分化’，使其不能合力，而非求其死力。
即便一部反复，我据坚城，握要道，亦可迅速镇压，不致糜烂。相较于西夏直接威胁，此乃癣疥之疾与心腹之患之别。”
枢密院副使吕公弼：问题更为具体：
“屯田、筑城，皆需得力将领与久戍之兵。将领何人可任？兵源从何而来？若从京营调拨，是否削弱京师根本？若用当地蕃兵，忠诚如何保证？”
关注具体执行层面的人才与兵力问题。
王韶答：“可用陕西缘边有经验之将，如景思立等。兵源可部分抽调沿边忠勇蕃部，部分招募当地汉儿，再以部分禁军精锐为骨干，混编而成，优给廪赐，严明纪律。初期不必动用京营根本。”
司马光：神色严峻，直言不讳：
“陛下！治国在德不在险。汉武帝通西域，虽拓地千里，然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前车之鉴不远！今内政未修，河北方定，便欲启边衅于西陲，臣恐所得不如所失，非社稷之福！”
这是根本治国理念的冲突。
吕惠卿立刻反驳：“司马公此言差矣！岂不闻‘以战止战’？西夏屡屡犯边，耗费亿万，岂非虚耗？熙河之策，正是为绝后患，一劳永逸！岂是汉武帝好大喜功可比？”
韩绛也补充：“此事关乎国势消长，乃积极防御，非穷兵黩武。”
赵顼冷静地听着这场激烈的辩论，他注意到，韩琦、文彦博、吕公弼等久经沙场的务实派，虽然问题尖锐。
但问的都是“如何做成”的可行性问题，其态度是审慎的、倾向于支持的。而司马光的反对，则基于根本的治国哲学分歧。
问对持续了近一个时辰。王韶面对诸位重臣，尤其是韩琦、文彦博这等老臣的诘问，对答如流，数据扎实，逻辑严密，充分展示了他半年调查的深厚功底和对此策的深思熟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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