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士的引导下，论议迅速走向深入，大量被刻意淡化的历史细节被重新提起：
匈奴的威胁本质：博士引述《史记》、《汉书》，描绘出一幅可怕的图景：
匈奴并非简单的强盗，而是一个具有高度机动性和强大军事组织、且将掠夺视为生存方式的文明体。
其“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逃”的战术，对定居的农耕文明是天生的克星。白登之围，刘邦险些丧命；文景之世，烽火频传，甚至“候骑至甘泉”（匈奴侦察兵到达长安附近）。
“和亲”与“岁贡”的屈辱与无效：博士尖锐地指出，在武帝之前的和亲政策，并未换来和平，反而让匈奴视汉朝为软弱可欺的“外库”，索求无度，动辄寇边。
这并非仁义，而是在实力不足下的无奈苟安，本质是饮鸩止渴。
武帝战略的必然性：当国力积蓄到一定程度（文景之治的底子），面对一个不可能被“感化”、且威胁日益增大的对手，主动出击，争夺战略主动权，是唯一的选择。
战争的巨大消耗，是为了换取文明的生存空间和长期安全，是“以一时之痛，解百年之患”。
论议至此，博士话锋陡然一转，声音沉痛而警醒：
“诸生！读史非为发思古之幽情，乃为观照当下之得失！”
“试观今日之天下，大宋之北，契丹（辽）立国已久，制度森然，非匈奴可比；西北之西夏，虽小却悍，屡为边患。此二者，岂非昔日匈奴之镜像？”
“若我朝只知沉醉于汴梁繁华，满足于岁币纳贡，而不知整军经武，锐意革新，一旦北疆有变，强敌南下，我辈今日之太学，安知不会成为他日之‘金陵王气黯然收’？”
“汉武帝时，尚有河套可争，有河西可通。今日我朝，若失燕云，则门户洞开，一马平川，直抵黄河！届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这番话，如同一声惊雷，在众多士子心中炸响。他们从未以如此宏大的“文明生存”视角来看待历史，更未将历史的教训如此直接地与现实危机挂钩。
许多原本抱着“反战”、“恤民”思想的学子，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苟安”的代价，可能是整个文明的倾覆，这个想法让他们不寒而栗。
这场太学论议的内容，如同插上了翅膀，迅速在汴京的士大夫圈子中传播开来。茶楼酒肆、书院文会，处处都在激烈争论这个“文明生存战”的新议题。
保守者抨击此论过于危言耸听，有“鼓吹穷兵黩武”之嫌，违背儒家仁政爱民之本。
务实者与忧国者则深受震动，开始重新审视周边的战略环境，意识到“富国”必须与“强兵”紧密结合，否则财富不过是待宰的肥羊。
改革派则如获至宝，将此论视为对熙宁新法（尤其是强军方面）最有力的舆论支持和理论依据。
而端坐于宫中的赵顼，静听着皇城司报来的种种议论，嘴角露出了深邃的笑意。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
他的目的非常明确：
思想启蒙：打破士大夫阶层“重文轻武”、“以和为贵”的固有思维定式，用历史的残酷真相，给他们注入一剂“忧患意识”的猛药。
舆论铺垫：为他即将推行的各项加强军备、开拓边疆的政策（如王韶的熙河之策），营造一个理解、甚至支持的舆论氛围，减少来自士林的阻力。
凝聚共识：试图在“保卫华夏文明”这个更高的旗帜下，凝聚起变革的力量，将内部的争论转化为一致对外的动力。
这场太学论议，如同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熙宁二年初的政坛和学界，激起了层层涟漪。
它没有立即改变什么政策，但却在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层面，悄悄地扭转着风向。
许多士子开始用新的眼光阅读史书，用新的心态关注边事。赵顼成功地将“变法图强”与“文明存续”这个最根本的正当性捆绑在了一起。
当苏轼、苏辙那轰动全城的元宵词作仍在被世人传唱时，一场关于帝国命运的更深刻、更沉重的思考，已经在汴京的精英阶层中悄然展开。
赵顼的熙宁变法，也因此被赋予了超越个人功业的、更为悲壮和宏大的历史意义。
熙宁二年，汴京的年节气氛尚未完全散去，但一股不同于往岁的暗流，已开始在帝国的神经中枢——皇宫大内，以及都城汴京的脉络中悄然涌动。
这股暗流的源头，正是来自福宁殿内，那位登基未久、却已深感时局逼人的年轻官家，赵顼。
深夜的福宁殿，烛火通明。赵顼并未安寝，他面前巨大的御案上，一边堆积着来自河北的灾情奏报、西北的边患军情，以及三司呈上的、触目惊心的财政亏空账簿；
另一边，则是太史公的《史记·匈奴列传》和班固的《汉书》相关卷帙。
他的目光在现实的重压与历史的烟云间反复切换。河北的流民、陕西的烽燧、国库的匮乏，像一座座大山压在他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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