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夏之左厢神勇军司、银州等地，军械打造、囤积之规模远超往年，尤其箭簇、攻城器械用材。
然其兵马大规模集结之象却不显，多是小股精锐频繁调动，掩人耳目。”
“其二，边境榷场，夏商大肆收购粮食、布匹、药材，尤其是可久储之粟麦，价格已被抬高近两成，其官方背景显而易见。”
“其三，擒获夏军斥候审讯得知，梁乙埋（西夏国相）近半年来，正以清剿敌对部落为名，逐步收缴国内各大族私兵器械，加强中央武备。”
情报念毕，阁内落针可闻。这些信息琐碎，但落在顶尖战略家耳中，却如同散落的珍珠，亟待一根逻辑的丝线将其串联。
蔡挺率先开口，这位西北宿将的目光锐利如鹰。他没有丝毫“料中”的得意，反而因预感被证实而更加沉重。
“文公、韩公、曾公，”蔡挺语气斩钉截铁：
“此非往年秋掠前的准备，更非小打小闹！
吕枢密所报收购粮秣、收缴兵器、打造攻城器械，此三事合一，指向只有一个——西夏正在为一场大规模的、长期的国战做准备！”
“若是寻常抄掠，只需骑兵轻装疾进，就地劫掠即可，何须如此大规模、有组织地囤积后勤物资？
尤其攻城器械，乃攻坚之用，绝非为了骚扰边境哨所！”
“梁太后对内收缴部落兵器，是为巩固权力，消除内患；
对外囤积军资，是为积聚力量，以备外战。
这一内一外，正是稳固后方，全力南图的征兆！”
紧接着，他给出了关键的时间判断，而这正是我之前忽略的核心：
“然而，大战绝非明日之事！”
蔡挺话锋一转，看向众人：
“如此规模的战备，绝非一蹴而就。今冬酷寒，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夏人绝不会在此时动兵。
明年开春，青黄不接，亦非大规模用兵良机。”
“依挺判断，其最快，也需待至明年秋收之后！
届时，新粮入库，马匹肥壮，方是其倾力一击之时。
而若梁太后志在倾国之战，欲求一击必中，则其准备期将更长，后年，即熙宁四年秋，方是概率最大、亦是最凶险之时！”
这个“明年准备，后年大战”的判断，才符合一个资深边帅的认知水平。
韩琦一直静听，此刻缓缓颔首，眼中是洞悉世事的深邃。他将当前局势置于更宏大的历史周期中审视。
“子正所判，深合兵家之道。”
韩琦声音沉稳，带着历史的回响：
“这让老夫想起庆历年前，元昊亦是如此。
战前一年，便悄然积谷、练兵、制器，待我朝稍有松懈，便以泰山压顶之势而来。
好水川之败，教训惨痛。”
他环视众人，语气无比肯定：
“梁氏一党，其处境之危、其野心之大，犹胜元昊当年。
她更需要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来巩固权位。故，此战要么不来，要来，则必是举国之力，以求彻底改变宋夏格局之国运豪赌！”
韩琦的定调，将蔡挺的战术预判，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的共识。
枢密使文彦博指尖轻叩案几，将视野引向更危险的北方。
“稚圭兄（韩琦）所言极是。然，最险恶处，尚不在西夏，而在北朝（辽国）。”
他目光扫过地图上的辽国，“耶律洪基，雄主也。他坐视梁氏备兵，其心叵测。”
“我若备战不及，夏人得逞，则辽必趁火打劫；我若与夏人陷入僵持，辽国最乐见其成，届时或南下讹诈，或西进渔利，我将两面受敌，国势危矣！”
“故，我军备战，核心在于‘快’与‘狠’。必须在辽国做出实质性反应前，以雷霆之势，粉碎西夏之主力进攻，迫其求和。此战，我军拖不起！**”
文彦博的担忧，点出了此战的最高战略风险——必须速战速决，避免与西夏陷入消耗战，从而给辽国可乘之机。
一直凝神记录的曾公亮，此刻抬起头，目光炯炯。他的任务是将战略判断转化为可执行的国策。
“三位相公剖析，已洞若观火。大战必至，只在早晚；
规模必大，关乎国运。然，既已料敌于先，我便赢得了最宝贵的一年半至两年时间！”
他的语气中带着实干家的决断：
“当下要务，非是空谈，而是立即行动，将时间转化为胜势！”
他即刻提出一套完整的应对方案：
“第一，即刻强化西北行营权限与资源！奏请陛下，赋予吕公弼更大专断之权。
‘置将法’之试点，范围要扩大，速度要加快！对西北诸军空额、贪墨之查办，当用重典，遇有阳奉阴违、掣肘军改者，无论官职，吕公弼可先行后奏！
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
“第二，倾注资源，全面备战！着三司、户部，即日核算陕西五路粮储，制定未来两年军粮增储、转运详细条陈。
军器监、弓弩院，工匠加倍，日夜赶工，尤以神臂弓、火药为要。战马采购，开放边市，不惜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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