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碑啊,”郑伟摸着冰凉的石面,对围过来的商人和当地人说,“不是说我们要占这块地,是告诉后来的人,云朝来过,在这里做买卖,给大家带来了好处。以后我们走了,商站留着,铁轨留着,蒸汽机车也留着,你们接着用,接着和各国商船打交道。”
黑人首领卡鲁听不懂复杂的汉语,却从郑伟的手势里明白了意思。他咧开嘴笑,露出两排白牙,突然转身对身后的族人喊了几句土语。很快,十几个年轻小伙抬来一筐筐鲜红的海枣,往云朝船员怀里塞。“这是我们的心意,”卡鲁用刚学会的汉语说,“路上吃,甜。”
返航的信号是在第七天清晨发出的。郑伟站在“镇远号”的甲板上,看着商站的烟囱里升起最后一缕黑烟——那是蒸汽机车在为他们送行。港口里的各国商船都鸣响了船笛,笛声混着黑人的鼓点、阿拉伯人的诵经声、云朝船员的号子,在海面上荡开一圈圈涟漪。
“起锚!”郑伟一声令下,铁链摩擦的“哗啦”声震得人脚底发麻。他最后望了一眼那座青石碑,在朝阳下像块发亮的青玉。八个月的时光,像这锚链一样,一端系着非洲的红土与海浪,一端拴着云朝的桑田与炊烟,如今要被缓缓收起,带回那个魂牵梦绕的地方。
蒸汽货船的烟囱开始喷出更浓的黑烟,与桑给巴尔的晨雾融为一体。郑伟知道,这黑烟不是离别,而是信号——告诉这片土地,云朝人来过,留下了商路,播下了往来的种子;也告诉远方的故土,他们带着八个月的收获、带着无数张新面孔的记忆、带着一条横跨印度洋的商路蓝图,回来了。
船身缓缓转向,将桑给巴尔的海岸线抛在身后时,郑伟打开了那个贴身的木盒。里面装着他这八个月的日记,最后一页写着:“桑给巴尔的星星和本土的一样亮,只是更低,仿佛伸手就能摘到。但真正该带回的,不是星星,是让星星底下的人,都能笑着做买卖的日子。”
海风掀起他的衣角,像在为这句话伴奏。远处,蒸汽机车的黑烟还在天际线徘徊,像一道不肯散去的印记——那是云朝在非洲大地上,留下的最鲜活的返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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