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的码头飘着罕见的雪，六角形的雪花落在“云鲲号”的烟囱上，瞬间被煤烟熏成灰黑色。郑伟站在甲板上，手里捏着一封从泉州寄来的家信，信纸边角被海风吹得发卷。信里说，儿子已经能背出他写的《航海杂记》，妻子在院子里种的茉莉花，今年开得比往年都旺。
“大人，布鲁塞尔的呢绒到齐了，整整三百匹，都是按您说的，掺了一半威尔士细毛。”老李头踩着积雪过来，靴底的冰碴子在甲板上磕出脆响，他手里的账本记得密密麻麻，最后一页汇总着此行的收获：从欧洲换回的羊毛、钟表、玻璃装了十二船，云朝的瓷器、丝绸、茶叶则铺满了二十多个欧洲商站的货架。
郑伟抬头望向港口，各国商人正围着云朝的货船忙碌。威尼斯的玻璃匠安东尼奥扛着一箱透明玻璃，非要塞进“云鲲号”的货舱，说“这是给云朝皇帝的礼物，能照出人影的那种”；瑞士钟表匠汉斯带着三个徒弟，捧着一箱齿轮零件，嘴里念叨着“要去云朝造不用上发条的钟”；连法国国王路易十一派来的使节，都捧着两桶波尔多葡萄酒，说“请郑大人务必带给云朝陛下，尝尝我们的‘液体黄金’”。
一年了。从桑给巴尔的红土到里斯本的石板路，从巴黎的宴会厅到布鲁塞尔的啤酒馆，云朝的旗帜在三十多个港口升起，商站的账簿记满了不同文字的交易记录。欧洲的贵族们现在见面，不是比封地大小，而是比谁的书房里挂着云朝的云锦，谁的餐桌上摆着青花瓷；工匠们则以能去云朝商站工作为荣，说“那里的刨子比欧洲的快三倍，茶叶能让人脑子更灵光”。
“老李，你说家里的孩子们，见了这些玩意儿会咋想？”郑伟指着货舱里的自鸣钟——那是汉斯特意打造的，钟面画着云朝的山水，每到整点，会弹出个举着帆船的小人，“还有这玻璃，咱们的窗户要是都换上，冬天坐在屋里，也能看见院子里的雪。”
老李头笑了：“肯定得围着看傻了！上次带回去的英国羊毛呢绒，老家的裁缝铺改了件大衣，全村人都来摸，说‘比貂皮还暖，还轻巧’。”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我家那口子托人带信，问我能不能带个欧洲的镜子回去，说想照照自己这一年老了没。”
郑伟心里一动。他想起刚到欧洲时，当地人见了蒸汽船就喊“海怪”，如今却争着学怎么烧煤；想起法国王后第一次穿云锦时的惊艳，现在里昂的织坊里，法国姑娘正学着绣缠枝莲；想起伽利略趴在甲板上画蒸汽机图纸的样子，现在云朝的航海钟里，正转着按他的天文原理设计的齿轮。
“该回家了。”郑伟突然说，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却异常清晰，“商站建了，路通了，剩下的，该让他们自己走了。家里人还等着看我们带回去的新鲜玩意儿呢。”
消息像长了翅膀，当天就传遍了里斯本。欧洲的商人们急了，荷兰商人扬带着船队追到码头，说“我备了十船毛皮，换你们半船丝绸，就让我跟着走一段，到印度就行”；巴黎的丝绸商皮埃尔更绝，把铺子里最好的里昂锦都搬来了，说“我不要钱，只要能去云朝看看，怎么把蚕丝纺得比头发还细”。
工匠们更是排起了长队。铁匠们扛着自己打的最好的马蹄铁，想跟云朝工匠学学“怎么让铁不生锈”；织工们捧着织了一半的呢绒，说“想看看云朝的织机，是不是真能织出会发光的花”；连伽利略的学生都来了，背着一箱子天文仪器，非要去云朝“测量那里的星空”。
郑伟让人在码头搭了个木台，挨个登记愿意同行的人。他选了三十个工匠——三个玻璃匠，五个钟表匠，七个织工，十个铁匠，还有五个懂航海的水手，说“带太多了船装不下，下次来再接剩下的”。被选上的人当场欢呼起来，没选上的则拉着云朝船员的手，塞来各种礼物：一把镶银的小刀，一块刚出炉的面包，甚至还有个英国姑娘，把绣着玫瑰的手帕塞给了负责登记的小李，红着脸跑了。
出发前三天，里斯本的国王若昂一世带着王室成员来送行。他送给郑伟一幅巨大的羊皮海图，上面用朱砂标出了欧洲到云朝的所有航线，是他让人用三个月时间汇总的“最安全路线”。“郑大人，”国王握着他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等你们下次来，我要在里斯本建一座‘云朝馆’，把你们的瓷器、丝绸、蒸汽机都摆进去，让所有欧洲人都知道，东方有个了不起的国家。”
郑伟回赠了一台小型蒸汽机模型，上面刻着“海内存知己”五个汉字。“陛下，这机器能碾米、能抽水，您试试就知道它的好。”他指着码头上正在装船的货物，“我们带回去的不只是羊毛和钟表，还有你们的手艺和心意。等明年春天，我们还会再来，带着云朝的新茶和新织的锦缎。”
启航的前一夜，云朝的船员们和欧洲的朋友们在码头的酒馆里聚了最后一次。云朝的水手教大家用筷子夹花生米，欧洲的工匠则教他们怎么用刀叉吃牛排；有人唱起了云朝的《行船谣》，有人吹起了葡萄牙的民间小调，歌声混着啤酒的泡沫和茶叶的清香，在雪夜里飘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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