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笔再次移动，如同毒蛇吐信，落在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名字上，侯君集。
旁边的批注充满了警示意味：“勇悍绝伦，战功显赫，然性贪暴，桀骜不驯，野心勃勃，与秦王关系极为密切，视为心腹爪牙。然此人性情反复，非无隙可乘。其麾下部曲多亡命悍勇之徒，唯其马首是瞻，凝聚力强，隐患极大。”
李渊眼中闪过一丝凛冽的寒芒。侯君集是李世民的铁杆心腹，骁勇善战，战功卓着，在军中素有威名。但其人贪婪暴戾，桀骜不驯，忠诚度极低，是一柄难以驾驭的双刃剑。直接杀掉，固然简单，但其麾下那批亡命之徒恐生变乱，且其才勇就此浪费，未免可惜；但若留在朝中或授予实权，无疑是养虎为患。
“诏：侯君集身为大将，驭下不严，纵容部属，乃至卷入逆案，本应依律重处，以儆效尤。然朕念其往日确有攻城野战之功于国，特旨开恩，暂夺其右卫将军之职，削去陈国公之爵，改任灵州都督府长史，即日赴任，受灵州大都督、代国公李靖节度调遣，戴罪立功，不得有误！”
这道旨意，堪称明升暗降、调虎离山的典范。长史名为都督府副贰，实为文职佐官，将其从禁军核心实权位置调离，派往边塞苦寒之地，置于素以治军严谨、威望极高、且绝对忠诚于皇权的李靖麾下节度，等于是将其投入了一座无形的牢笼。远离帝国政治中心长安，剥夺其直接掌控的精锐部队，让其去应对突厥的威胁，既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其军事能力为国戍边，又使其爪牙被彻底束缚，无法再兴风作浪。以李靖的手段和威望，自有的是办法压制、监控、甚至最终消化掉这股危险的势力。这是毫不留情的打压与绝对控制的隔离，兼具利用与清除的双重目的。
接着，他的朱笔如同精准的点名簿，掠过了一批中下层将领的名字，如张士贵、公孙武达、独孤彦云、郑仁泰等人。旁边的批注显示，这些人多为勇猛善战的实务型将领，在各自部队中颇有威望，是秦王府军事力量的中坚，但他们与秦王的核心决策圈子关系相对疏远，更多是传统的上下级从属与功名利禄的结合，并非不可替代的死党。
“诏：玄武门之变中，一干将校如张士贵、公孙武达等，或不明是非，或利令智昏，或迫于军令，从逆作乱，惊犯宫禁，罪责匪浅，本当依谋逆律严惩不贷。然陛下上天有好生之德，念其等多有曾于国有功，或受裹挟，特旨予以宽宥，给予自新之路。着其各自率领本部原辖兵马，即刻开拔，分赴陇西、河东、河北、剑南等边镇要地，充实当地防务，归边军节度使直辖。所有人员职级暂降一等，以观后效。若再有差池，或戍边不力，两罪并罚，定斩不饶！”
这是系统性的收编与彻底的消化。将这些经历过战火锤炼的精锐作战部队整体打散，调离其原本熟悉的驻地和效忠的将领，填充到帝国漫长而吃紧的的不同边境线上，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这些关键地区的防御力量，应对突厥等外患，另一方面则彻底避免了他们继续聚集在长安附近、被某些潜在野心家利用的可能。降职使用是必要的惩罚和警示，同时也是给予他们一个通过军功赎罪、重新获得晋升的机会。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将这些原本带有浓厚秦王私兵色彩的军事力量，逐步剥离、转化、吸收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边军，化私为公。
而对于那些经过百骑司严密核查、确认为李世民死忠分子、或在兵变中表现极其狂热积极、手上沾满血债的中低级军官，以及一些掌握特殊技能的核心扈从，李渊的朱笔则毫不留情地划下了一道道粗重的、猩红的叉线。
“着百骑司会同刑部、御史台，选派干员，按此名单，即刻秘密锁拿，分开严加审讯，务求查清其所有逆罪及潜在同党网络后……”李渊的声音冰冷得如同万载玄冰，不含一丝人类情感，“不必公开审判，一律按谋逆律，于诏狱内即刻执行斩立决，家产悉数抄没充公。其家人……男丁十五岁以上者，流放岭南烟瘴之地，遇赦不赦；十五岁以下者，没入官奴；女眷一律没入掖庭，永世为奴。”
这是冷酷无情的清除。以铁血手腕彻底铲除那些最顽固、最危险的死硬分子，既是必要的报复和清算，更是为了杀一儆百，形成强大的震慑效应，同时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纯洁队伍，防止复仇的火种和隐患隐藏下来，死灰复燃。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天策府那庞大的文官、学士系统名录上。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等声名显赫的“十八学士”中人。这些人多为文学大家、经学鸿儒，名声广播于士林，影响舆论走向，是文化意义上的旗帜，但直接参与核心兵变谋划者极少，更多是一种政治装饰和智慧顾问的角色。
“诏：天策府文学馆即日解散，一应图籍档案，移交秘书省、弘文馆收存。原文学馆学士虞世南、褚亮等人，皆乃海内名士，学富五车，着其散入弘文馆、国子监、秘书省等清要文职部门，授予相应品阶，专心着书立说，编修前朝史籍，厘定儒家经典，教化天下学子，不得再预闻具体政事，安心做你们的学问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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