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均田之法。核心在于‘均’字，务求最大程度之公允，首要之务便是抑制豪强兼并，使耕者有其田！具体而言：丁男（二十一至五十九岁）、中男（十六至二十岁），皆为国家授田之对象。所授之田，明确分为‘口分田’与‘永业田’两类。口分田，受田者仅有耕种权，身死之后则需归还官府，另行授受，以保证田土不流失；永业田，则可传之于孙，世代承袭，但亦严禁私自买卖典当，以防变相兼并。授田之具体数额，尚书省需会同户部，派遣干员，详细勘察各州县实际田亩数量、贫瘠程度、人口多寡，务必做到因地制宜，精准授受，力求使民有力可耕，有田可种，绝不能再出现豪强阡陌纵横，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惨状！此外，对于主动开垦荒地者，新垦之地，朝廷应予奖励，可规定数年内减免甚至免除赋税，以鼓励垦荒，增加国朝田亩总数。”
这番话，精准地点明了均田制的核心目的，通过国家权力重新分配土地资源，限制土地兼并，保障相当数量的自耕农存在，从而保证国家稳定的税基、兵源和徭役来源，维护社会结构的稳定。许多出身寒门或真正关心民瘼的官员，如萧瑀、陈叔达等，闻言不禁暗暗颔首，若真能如此执行，确是利国利民之良法。
“其二，租庸调之法。”李渊继续说道，语气沉稳，“此乃与新均田制相匹配、相辅相成之赋役之法，务必简明易行，避免前朝苛捐杂税之弊。‘租’，每丁每年纳粟二石，此为基于田亩征收的实物地租，乃国家粮食之根本；‘调’，随乡土所产，每年纳绢（或绫、絁）二丈、绵三两，或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此为基于农户手工业产出的户调，乃国家布帛来源；‘庸’，每丁每年需为朝廷服徭役二十日。此乃丁男对国家应尽之义务，用于修筑城池、宫苑、道路、水利等公共之役。”
说到此处，他话锋一转，声音加重了几分，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变通：“然，此‘庸’之制，需有仁政之变通！若当年官府无需其亲身服役，则每丁可每日折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为‘庸绢’或‘庸布’，以此代替亲身服役！换言之，百姓可纳绢布代役！此制，一可避免徭役过度征发，严重耽误农时，影响田地收成；二可减少胥吏衙役借征发徭役之机，盘剥勒索百姓之积弊！此外，若遇国家大事，官府需加役，亦有规定：加役十五天，免其该年之调；加役三十天，则其该年租、调全免！但加役之日，总数不得超过三十日，以防滥用民力！”
此言一出，朝堂之上顿时响起一阵极力压抑却仍可听闻的细微骚动与吸气声！以绢布代役！这可是切切实实的德政！以往历朝历代，徭役都是悬在百姓头上的巨斧，往往一去经年，累死、病死者不知凡几，且极易被胥吏层层盘剥，苦不堪言。如今可以缴纳一定数量的绢布来代替亲身服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百姓的货币负担，需要他们更多从事家庭手工业，但至少保证了至关重要的农时，保障了人身安全，极大地减少了被胥吏敲诈勒索的机会！而加役免租调的规定，也显得更为合理和人性化，避免了无休止的压榨。
许多官员看向御座之上那身影的目光，顿时变得复杂起来，其中多了几分真正的惊异与敬佩。这位陛下，并非只知以杀戮和权术立威，于民生经济之道，竟也有如此深远缜密的考量与仁恕之心！这绝非一时兴起的念头，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治国良策！
“其三，”李渊的声音再次响起，瞬间将那刚刚升起的一丝暖意压了下去，冰冷的现实感重回大殿，“新制之成败，关键在于执行！纸上法令再完美，若执行不力，终是镜花水月！以往制度非初始不善，然往往坏于吏治腐败，坏于豪强勾结，坏于阳奉阴违！此次新政推行，必须辅以严刑峻法，以铁腕为之护航！朕在此明告天下：凡敢在授田、还田过程中营私舞弊、优亲厚友、侵占民田者；凡敢在征收租、庸、调时额外加码、巧立名目、盘剥百姓、中饱私囊者；凡地方豪强、勋贵宗室，敢倚仗权势，阻挠新政、兼并土地、隐匿田亩人丁者，一经查实，无论其官职大小，背景如何深厚，一律以贪腐渎职、祸乱朝纲、乃至谋逆论处，严惩不贷，绝不姑息！朕，会派遣御史台精锐干员，分赴各道巡察，更会动用百骑司，于暗中查访！尔等，好自为之！”
冰冷的、毫不掩饰的杀意，如同严冬的寒风，再次弥漫于庄严的殿堂，让刚刚因仁政而稍感舒缓的群臣瞬间如坠冰窟，冷汗涔涔。所有人都彻底明白了，皇帝这是要将新政的推行，与最铁腕的吏治整顿、以及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打击紧密结合在一起！谁敢在这件关乎帝国根基的事情上动手脚、扯后腿，绝对会遭到最无情的清算！那日的廷杖，与未来的惩罚相比，恐怕只是儿戏！
“裴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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