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风，带着萧瑟的寒意，卷起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棉花交售后的短暂喘息很快被另一项繁重的农活填满——红薯的收尾。地里的红薯早已刨完，但属于它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这种深埋在泥土里的块茎，是吴普同童年记忆里不可或缺的底色，是填饱肚子的主力，也是冬日里难得的甜蜜慰藉。
放眼望去，收完红薯的田地显得空旷而疲惫。大部分的红薯，在收获后不久，就被勤劳的农妇们用一种特制的工具——擦板（一种固定在板凳或木架上的、带有锋利孔洞的金属片）——擦成了薄片。这些乳白色的薯片被直接均匀地撒在刚收割完、还带着茬子的田垄上，接受阳光和寒风的洗礼。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层不规则的、带着水汽的薄毯。日复一日，薯片在风霜露水中慢慢失去水分，蜷缩、变硬，最终成为易于储存、颜色转为灰白的红薯干。这些干硬的薯片，后期会被收拢起来，送到村里的磨坊，磨成粗糙的红薯面。这红薯面，就是吴普同一家未来大半年，乃至青黄不接时的主要口粮，最终会变成锅里黏稠的红薯稀饭、笼屉上深褐色的红薯面窝窝头，成为餐桌上最熟悉也最无奈的味道。
但并非所有的红薯都走上了变成干片、磨成粉面的单一道路。在吴家的地头，还堆着小山似的一堆红薯。这些红薯，一部分是特意挑选出来的个头匀称、表皮光滑、没有伤疤的，准备储存起来，留待冬天直接煮着吃或烤着吃，那是比窝窝头更令人期待的美味。更大的一部分，则肩负着更精细的使命——它们将被加工成红薯粉。
加工红薯粉，是一项需要集中劳力的“大工程”，通常在村里的粉坊进行。那是一个简陋的棚屋，里面固定着加工红薯粉的核心设备。这天一大早，吴建军就拉着满满一板车的红薯，带着吴普同来到了粉坊。棚屋里已经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混合着泥土和淀粉的独特气味，人声、水声、机器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
粉坊的核心，是那两个巨大的、用粗糙水泥抹成的长方形池子，像两个并排躺着的巨兽。一个池子里注满了浑浊的清水，那是洗红薯的池子。吴建军和其他几个汉子，正挽着裤腿，赤脚站在冰冷的水里，用粗糙的双手用力搓洗着沾满泥土的红薯。冰凉的池水冻得他们脚趾发红，但动作却麻利有力。洗净的红薯被扔进旁边一个巨大的柳条筐里沥水。
洗净的红薯，被倒进一个发出“嗡嗡”轰鸣声的铁家伙里——那是一台老旧的电动磨粉机。机器的入口像个张开的大嘴，一个男人负责把红薯不断地喂进去。随着机器的震动和轰鸣，红薯被无情地粉碎、研磨，从另一端的出口，喷涌出乳白色的、带着泡沫的红薯浆液，汩汩地流进旁边另一个更大的水泥池子里。空气中弥漫着生红薯被碾碎后散发的清甜又略带生涩的气息。
这个盛满红薯浆液的池子，才是真正见证“粉”之诞生的地方。池子上方，用粗木棍搭起了一个结实的架子。架子上，撑开着一块巨大的、厚实的粗棉布，四角牢牢地固定在架子上，形成一个巨大的、悬空的过滤布兜。吴普同的任务，就是跟着母亲李秀云，参与到这关键的过滤环节。
一个男人用长柄的木勺，将池子里浓稠的红薯浆舀起来，费力地泼到那巨大的粗棉布上。白色的浆液在布面上迅速摊开、渗透。李秀云站在架子旁的高凳上，手里拿着一根光滑的木棍（有时就是一根结实的擀面杖），开始用力地在布面上搅动、按压、刮蹭。她的动作需要技巧和力气，既要让浆液尽可能快、尽可能均匀地透过布眼滤下去，又要防止布兜被沉重的浆液压垮或堵塞。
“同同，看着点桶！”母亲的声音在机器的轰鸣中显得有些模糊。
吴普同立刻紧张地跑到布兜下方。那里放着一个大号的洋铁桶（镀锌铁皮桶）。滤下来的液体，起初是浑浊的白色，像稀释的牛奶，哗啦啦地流进桶里。随着母亲在上面不断地搅动、挤压，流下来的液体渐渐变得清澈了一些，但依然带着浓稠感。
一勺勺的浆液不断泼上来，母亲在布兜上不停地搅动挤压。很快，布兜里就积累起厚厚一层无法滤下去的深褐色渣滓（红薯渣，晒干了是很好的猪饲料）。这时就需要把布兜取下来清理。几个大人合力，将沉甸甸、湿漉漉的粗棉布连同里面的渣滓一起抬下来，把渣滓倒进旁边的筐里，再将粗棉布拿到洗红薯的池子里大致冲洗一下，重新挂上架子，开始下一轮的过滤。
而滤到桶里的浆液，并不会直接倒回池子。吴普同看到父亲吴建军，吃力地提起那装满滤液的沉重洋铁桶，将其中的液体又缓缓倒回盛放红薯浆液的大水泥池中！这就是反复过滤的过程。滤液倒回去，和池子里剩余的浆液混合，然后再舀起来泼到布兜上过滤……如此循环往复，一次又一次。
吴普同看得有些眼花缭乱，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来回折腾。母亲在间隙中告诉他：“得多滤几遍，把里面的细渣子都滤干净，粉才白，才细发（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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