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普同所在的校园被按下暂停键的同时，几十里外的高阳县乳品厂，也同样被一道无形的、却更加坚固的“铁幕”所笼罩。这里没有停课，只有更加严苛的运行；没有返回校园的选项，只有坚守岗位的职责。
与红星饲料厂全面停产、人员遣散不同，乳品厂作为关系到基本民生的食品生产企业，在疫情风暴中接到了截然不同的指令——维持生产，保障供应。但这“维持”二字的背后，是近乎军事化管理般的、密不透风的封闭与防控。
马雪艳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这种“不同”，是在厂区大门彻底封闭的那一刻。厚重的铁门罕见地全天落锁，只留一侧小门供严格审核后的车辆出入。门卫室里穿着制服的人员增加了两倍，个个神情肃穆，如临大敌。厂区四周的围墙，仿佛一夜之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不再是简单的边界，而成了一道划分“安全”与“危险”的生死线。
所有外来的人员、车辆和货物，成为了重点防控对象。运送鲜奶的槽车、装载包装材料的卡车，在进入厂区前，必须在门外指定的区域接受一场彻头彻尾的“洗礼”。穿着全套白色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和橡胶手套的专职消毒人员，背着沉重的电动喷雾器，对着车轮、车体、甚至是驾驶室的门把手，进行无死角的喷洒。乳白色的消毒液雾幕笼罩着车辆，刺鼻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仿佛要将一切可能附着在外界的“不洁”彻底湮灭。
而司机们，则被严格禁止下车。他们被要求紧闭车窗，待在驾驶室里，直到装卸工作完成，车辆离开。马雪艳有一次远远看到，一个相熟的、平时爱说爱笑的送奶司机老张，隔着车窗玻璃，对着外面熟悉的仓库管理员努力地比划着手势，脸上带着一种被困住的焦躁和无奈，嘴唇在动，却听不见任何声音。那扇车窗，仿佛成了两个世界的隔膜。
对于厂内人员，规定更是严苛到不近人情。无论家在本地还是外地，无论职务高低，一律不许踏出公司大门半步。家在县城的职工，同样被要求吃住在厂里。起初，还有几个本地的老师傅试图商量。
“主任，我家就在对面小区，几步路的事，我保证两点一线，绝不乱跑，让我回家睡个觉行不？”一位姓刘的老师傅，脸上堆着讨好的笑。
“老刘啊，不是我不通情理，”生产主任叹着气，指着墙上新贴的、盖着大红印章的《封闭管理期间特别规定》，“这是死命令！谁开了这个口子，谁就是拿全厂几百号人的安全开玩笑！万一……万一有点什么事，谁担得起这个责任？克服克服吧！”
“克服”二字，说起来轻松，做起来却无比艰难。原本设计容纳四到六人的职工宿舍，瞬间变得人满为患。马雪艳所在的宿舍，原本住着她和另一个质检科的姑娘，现在硬是又塞进了两个从包装车间调过来的女工。四张床铺，四个人的行李、脸盆、暖水瓶，将原本还算宽敞的房间挤得满满当当，转身都显得局促。
空气中混杂着不同洗发水、香皂和汗液的味道，即使开着窗，也驱散不了那种因空间逼仄而产生的闷热与压抑。晚上，四个姑娘的呼吸声、偶尔的翻身声、梦呓声，在寂静的夜里被无限放大。马雪艳常常在深夜醒来，听着上铺姐妹沉重的呼吸，望着天花板上模糊的光影，思念如同潮水般涌来，夹杂着对未知疫情的恐惧，让她久久无法入睡。
最初的几天，恐慌如同瘟疫般在封闭的厂区内无声地蔓延、发酵。这种情绪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那几部安装在办公楼和宿舍楼的公用电话。它们几乎从早到晚都处于“高烧”状态，不是占线就是被占线。
人们迫切地需要与外界联系，确认家人的安危，倾诉内心的恐惧，获取一丝虚幻的安全感。打电话的队伍排得老长，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焦灼。轮到的人，抓起话筒，声音或急促或哽咽，仿佛要将所有的担忧和嘱咐在一分钟内全部倾倒完毕。后面等待的人，则不停地踱步，伸着脖子张望，脸上是混合着不耐烦与同病相怜的复杂表情。
马雪艳也挤在过这样的队伍里。她心里堵得厉害，迫切地想听到吴普同的声音，想知道他是否安全回到了学校，学校那边的情况又如何。她一次又一次地拨打吴普同宿舍的电话，听筒里传来的，却总是那漫长而冷漠的“嘟——嘟——”忙音，或者是干脆无法接通的提示。偶尔有一次，电话似乎通了，响了几声，她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却又在被人接起前戛然而断，不知是线路问题还是被人不小心碰掉了。
这种联系不上的无力感，比封闭本身更让她感到恐慌和失落。他怎么样了？保定那边是不是更严重？各种不好的猜测在她脑海里盘旋。
同样，吴普同从学校打来的电话，也如同石沉大海，极难穿透这繁忙的线路和焦灼的人墙，抵达马雪艳的耳边。
在尝试了无数次直接通话失败后，吴普同想起了那个别在腰间的、小小的黑色数字BB机。这曾经代表着便捷和时髦的小玩意，在这个特殊时期，成了他们之间唯一可能保持联系的、脆弱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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