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这座被按下慢放键的校园里，仿佛变成了某种粘稠的、近乎凝固的液体。它依旧向前流淌，却失去了往日的轻快与节奏，只是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缓慢地、几乎难以察觉地推进着。曾经尖锐的恐慌、最初的焦虑、以及对解封的急切期盼，都在这漫长而单调的重复中，被一点点磨平了棱角，沉淀为一种更深沉、也更无奈的底色——麻木，以及随之而来的习惯。
人们，包括吴普同和他的室友们，似乎都逐渐“习惯”了。
习惯，成了这段特殊时期最强大的生存法则。
他们习惯了每天清晨或傍晚，那准时响起的敲门声和“测体温了”的例行公事。不再需要催促，大家会自觉地排好队，如同条件反射般伸出额头，等待那一声决定今日心绪的“嘀”响。数字正常，心中一块小石落地；数字稍有波动，即使最终无恙，也会带来一阵短暂的心悸，随即又迅速被“习惯了”的麻木所覆盖。
他们习惯了不扎堆、不聚集。图书馆里，即使开放了更多的座位，学生们也会下意识地选择相隔最远的位置，仿佛彼此之间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半径一米的排斥场。教室里，稀疏的人影分散在偌大的空间里，各自守着一方书桌，像是星空中彼此遥远的孤星。就连在食堂打饭排队，那地上的一道道黄线，也早已内化为行为准则，无人逾越。
他们习惯了一米线和口罩。那白色的、蓝色的、或厚或薄的布料，成了脸上第二层皮肤，遮住了表情，也仿佛隔断了部分情绪的流通。呼吸变得沉闷，眼镜容易起雾，但这些不便，也早已被纳入“正常”生活的范畴。取下口罩，反而会感到一丝不习惯，仿佛暴露在空气中是不安全的。
他们习惯了通过那根细细的电话线与外界保持脆弱的联结。316宿舍的电话，依旧是最繁忙的“战略资源”。吴普同习惯了在特定时段，抱着微弱的希望反复重拨马雪艳宿舍的号码，习惯了通话时信号可能的突然中断，习惯了在嘈杂的背景音中捕捉她那熟悉又仿佛遥远的声音。他也习惯了每周固定给家里打电话，听父亲用那不变的、带着泥土气息的乡音，讲述着西里村平静而封闭的日常，那是一种与校园截然不同的、近乎停滞的安稳。
然而，习惯，并不意味着舒适，更不意味着忘却。
学校那道紧闭的、由铁栏杆和严肃门卫把守的大门，像一个永恒的提醒，矗立在视野可及的远方。它象征着真正的自由，一个渴望而不可及的世界。吴普同有时去离校门较近的开放教室自习，会不自觉地望向那边。他看到门外偶尔驶过的汽车，看到远处街道上稀疏的行人（虽然也都戴着口罩），看到更远处天空下模糊的城市轮廓。那些曾经寻常的景象，此刻却显得如此陌生而遥远。围墙与栏杆之内，是他们被划定的、安全的“孤岛”；之外，是那个他们曾经属于、如今却感觉隔了一层毛玻璃的、充满未知的世界。这种物理上的隔绝，带来的是心理上深刻的疏离感与囚禁感。
对恋人的思念，对家人的想念，并未因习惯而淡化，反而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和不确定的等待中，发酵得更加浓烈，如同陈年的酒，带着苦涩的醇厚。
吴普同对马雪艳的牵挂，已经细密地织入了他每一天的纹理。他会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看到某个可能与乳品行业相关的数据时，下意识地想：“这个或许对雪艳有用。”会在吃饭时，想象着她此刻在厂区食堂吃着什么，是否安好。会在深夜放下笔，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计算着高阳的方向，想象着她是否也正望着同一片天空，被同样的思念缠绕。每一次短暂的通话，都像是给即将耗尽电量的电池进行的一次微弱充电，支撑着他继续在这麻木的日常中坚持下去。
“我们厂里最近在搞什么‘安全生产月’活动，还要写心得，烦死了。”马雪艳在电话里抱怨，声音里带着疲惫。
“总比闲着好。”吴普同安慰道，同时分享着自己的进展，“我论文的数据分析部分快弄完了，就是参考文献还差几篇，图书馆找不到，机房又限时……”
“那你慢慢来，别着急。我们这边……还不知道要关到什么时候。”她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
“会过去的，再坚持一下。”他重复着这苍白却唯一的安慰，话语出口，自己都觉得无力。
每天，校园广播和宿舍那台旧电视里的新闻播报，依旧准时响起。那些关于新增病例、防控措施、专家解读的熟悉声音和画面，构成了他们了解外部疫情的唯一官方窗口。这些消息，感觉离自己很近，因为它切实地影响着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同时又感觉很遥远，因为那些数字和地名，被局限在小小的屏幕和喇叭里，与围墙内相对平稳（尽管压抑）的日常形成了某种割裂。然而，偶尔播报的某个死亡病例数字，或者某个熟悉城市名称的出现，还是会像一根细针，猝不及防地刺破麻木的表层，让吴普同清晰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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