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底的保定，寒意已经浸透了空气的每一个分子。厂区里的梧桐树早已落光了最后一片叶子，嶙峋的枝干在灰白色的天幕下伸展，像是用炭笔勾勒出的简笔画。北风掠过空旷的场地，卷起地上的尘土和零星垃圾，发出呜呜的声响，更添了几分萧索。
吴普同刚下白班，拖着略带疲惫的身子走出车间。冰冷的空气瞬间包裹了他，让他打了个激灵，赶紧把棉袄的领子竖了起来。他正准备回宿舍暖和一下，却听到旁边两个同样刚下班的工友在低声交谈。
“听说了吗？生管科那个张卫平，要走了。”
“张卫平？就是前阵子刚从生产一科调过去的那个大学生？干得好好的，咋突然要走？”
“谁知道呢，说是要回老家唐山。估计是觉得这儿没奔头吧，人家是大学生，心气高。”
工友的对话像一颗小石子投入吴普同的心湖，激起了一圈惊讶的涟漪。张卫平？离职？回唐山？这消息太突然了，让他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张卫平是他的大学同班同学，更是316宿舍的室友，虽然在校时关系不算最铁，但一起同窗四年，又前后脚进了同一家公司，这份情谊自然不同。而且，就在不久前，张卫平从生产一线调到相对轻松、也有点小权力的生管科（生产管理科），负责生产计划和物料跟踪，当时吴普同心里还暗暗羡慕过，觉得张卫平踏实肯干，算是他们几个同期里最先“冒尖”的了。这怎么才调过去没多久，就要走了？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涌上心头，有惊讶，有不解，也有一丝隐隐的、连他自己都不愿深究的怅惘。他几乎没有犹豫，掏出那个阿尔卡特手机，找到张卫平的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好几声才被接起，背景音有些嘈杂。
“喂，普同？”张卫平的声音传来，带着他惯有的那种略显沉闷的音色。
“卫平，我下班了。听说……你要走了？”吴普同开门见山，语气里带着求证。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才传来声音：“嗯，手续办得差不多了，下周五就走。”
“怎么这么突然？出什么事了？”吴普同追问。
“没什么事，”张卫平的语气听起来很平静，甚至有些过于平静了，“就是……觉得这儿离家太远了，干着也不太舒心。想着还是回老家发展看看。”
“不太舒心？”吴普同捕捉到这个模糊的词，“生管科不是挺好的吗？比在车间强多了啊。”他想起自己在粉尘和噪音中穿梭的日常，实在无法理解调离了生产线的张卫平还有什么“不舒心”的。
张卫平在电话那头似乎轻轻叹了口气，但声音很快被嘈杂的背景音掩盖。“唉，一言难尽。普同，晚上有空吗？一起出去吃个饭吧，就当……给我送行。”
“行！地方你定，我请客！”吴普同立刻答应下来。他迫切地想当面问个清楚，也想在这个熟悉的城市里，为数不多的故交离开前，再聚一次。
傍晚，两人在离厂区不远的一家小饭馆见了面。饭馆门脸不大，里面摆着七八张木头桌子，油腻的地面，墙壁被烟火熏得有些发黄，但胜在价格实惠，口味也还算地道，是附近工友们偶尔改善伙食常来的地方。空气中弥漫着炒菜和廉价白酒混合的味道。
张卫平看起来比在学校时清瘦了一些，脸色有些疲惫，鼻梁上那副黑框眼镜后面，眼神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那种执拗，多了些复杂的、难以言说的东西。他穿着一件半旧的羽绒服，拉链拉到了顶。
两人找了个靠里的僻静位置坐下，点了一个酸菜粉条炖肉，一个家常豆腐，又要了两瓶本地产的啤酒。
“怎么说走就要走了？之前一点风声都没听你说起过。”吴普同给两人的杯子倒上啤酒，泡沫细腻地涌上来，又慢慢消融。
张卫平端起杯子，没有喝，只是用手指摩挲着冰凉的杯壁。“也是最近才下的决心。”他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普同，说实话，调到生管科，一开始我也觉得是好事。不用倒班了，工作环境干净，听起来也体面点。”
吴普同点点头，这正是他之前的想法。
“但是，”张卫平话锋一转，嘴角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去了才知道，没那么简单。安排生产计划，不是光坐在办公室算算数就行的。你得协调各个车间，你得跟采购、跟仓库、跟销售扯皮。哪个环节慢了，哪个部门物料没到位，都来找你。老员工使唤不动，有关系户你管不了……上面压任务，下面不配合，夹在中间，难受。”
他喝了一大口啤酒，冰凉的液体似乎让他放松了一些。“有时候，你明明按最合理的计划排下去了，车间一句‘设备故障’或者‘人手不够’，就能给你撂挑子。你去沟通，人家跟你打哈哈，说你不懂实际生产，瞎指挥。感觉自己像个皮球，被踢来踢去。”
吴普同默默地听着，他能想象那种情景。张卫平性格偏内向，甚至有些固执，不善言辞，更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去协调、去扯皮，确实是为难他了。车间有车间的规矩和“土办法”，办公室有办公室的“潜规则”和人情世故，张卫平这种一板一眼的性格，在哪边都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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