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她匆匆往走廊另一头走去，脚步声很快，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
吴普同站在那儿，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拐角处，然后慢慢坐回长椅上。
凌晨两点四十分，产房里传出一声女人的尖叫。
那声音尖利，凄厉，像是被什么东西从身体里生生撕扯出来。它穿透那扇深绿色的门，穿透走廊里的安静，直直刺进吴普同的耳朵里。
他猛地站起来，冲到产房门口，手攥成拳头，想敲门，又不敢敲。他站在那儿，浑身发抖，盯着那扇门，眼泪差点掉下来。
母亲也站起来，走到他身边，轻轻拉住他的胳膊。她的手很用力，像是怕他冲进去。
“别急。”母亲的声音也在发抖，“生孩子都这样……都这样……”
那声尖叫之后，又安静了。只有偶尔传来的呻吟声，压抑的，闷闷的，像隔了很远的距离。每一声都像刀子，一下一下割在吴普同心上。
他站在门口，一动不动。
凌晨三点整，产房的门又开了。这次出来的不是护士，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男医生，四十来岁，戴着眼镜，脸上没什么表情。
吴普同立刻迎上去：“医生，怎么样？”
医生摘下眼镜，用袖子擦了擦镜片上的雾气，看着他。那眼神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里发毛。
“产妇情况还算稳定。”医生说，“但胎位确实不太正，我们在尝试手法复位。如果不行，可能需要剖腹产。”
剖腹产。
这三个字像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
吴普同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他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声音。
医生看着他，等了几秒，然后说：“家属签字。”
旁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护士，手里拿着一份文件，递到吴普同面前。那是一张A4纸，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字，标题是“剖腹产手术同意书”。
吴普同接过那张纸，手抖得厉害，纸也跟着抖，发出簌簌的响声。他低头看那些字，可那些字在眼前晃来晃去，一个都看不进去。
“签吧。”医生说，“不一定用得上，但得准备着。”
母亲在旁边，握着他的胳膊，一句话不说。
吴普同接过护士递来的笔，在那张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那三个字写得歪歪扭扭，不像他写的。
签完，他把纸还给护士，看着医生：“医生，求您，一定保住她们。”
医生点点头，没说话，转身又进去了。
门关上。
吴普同站在那儿，看着那扇门，看了很久。然后他慢慢转身，走到窗边。
窗外一片漆黑。
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地上积了厚厚一层，在路灯的光里泛着惨白的亮。路灯是那种老式的水银灯，昏黄的光晕里，能看见雪花飘过后残留的痕迹。远处的楼房黑沉沉的，偶尔有几扇窗户亮着灯，像是黑暗里的眼睛。更远的地方，县城的街道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没有。
他站在窗前，看着那片白茫茫的世界，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想起很多事。
想起和马雪艳第一次见面。大二那年，在二号教学楼的自习室。她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照在她脸上，她低着头看书，偶尔用手撩一下耳边的碎发。他坐在她斜后方，看了她整整一个下午，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想起第一次牵她的手。在学校操场上，月光很亮，她的手很小，很软，有点凉。他握着那只手，心想这辈子就是这个人了。
想起结婚那天。她穿着红色的嫁衣，脸上带着羞涩的笑。他牵着她的手，走进那间小屋，心想以后这就是家了。
想起她怀孕后。每天给他做早餐，挺着肚子在厨房里忙活。他说不用，她说你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不能倒。
想起她在电话里说“我挺好的”。想起她夜里抽筋疼得直哭，却不告诉他。想起她站在院门口朝他挥手，肚子隆起像一座小小的山。
那些画面在脑子里转，一圈一圈，停不下来。
他想起父亲生病那年。他在医院走廊里等，也是这样坐着，这样盯着那扇门，这样数着秒针一格一格地跳。那时候他想，只要能挺过去，什么都行。
现在他也这么想。
只要能挺过去，什么都行。
凌晨四点十分，产房的门又开了。另一个护士走出来，手里拿着什么单子。吴普同没动。他坐在长椅上，看着那扇门开，又关上。他已经站不起来了。腿像灌了铅，沉得抬不动。
母亲走过去，和护士说了几句话。他听不见她们说什么，只看见母亲连连点头，然后走回来，在他旁边坐下。
“还在调整。”母亲说，“医生说有希望。”
吴普同点点头，没说话。
凌晨四点半，走廊里的日光灯好像暗了一些。不知道是电压不稳，还是他眼睛花了。他揉了揉眼睛，继续盯着那扇门。
他把人生三十年想了无数遍。
从西里村的土坯房，到县城念书，到保定上大学。从绿源的实验室，到行唐牧场的牛舍。从那年父亲生病时的无助，到绿源倒闭那天的眼泪，到这场铺天盖地的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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