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下旬的湘赣边境，连绵的青山浸在湿漉漉的雾气里，空气里还残留着硝烟的味道，却已多了几分草木的清新。
赵山河带着残部在一处废弃的村落扎营时，派去搜寻罗文山的战士终于带回了消息——在下游三里外的芦苇荡里，他们找到了昏迷的营长。
罗文山被抬回营地时，浑身是泥，肩膀和大腿的伤口已经化脓，脸色白得像纸。
赵山河撬开他紧闭的牙关，灌进去半瓢温水，看着他干裂的嘴唇微微动了动，眼泪突然就涌了上来。
从嘉陵江畔的初见到奉新城头的并肩，这个总把“川军不能丢人”挂在嘴边的汉子，身上的伤从来就没断过，可哪一次都没像现在这样，让人觉得心揪得发疼。
卫生队的李医生背着药箱赶来时，眉头拧成了疙瘩。消毒用的酒精早就没了，只能用煮沸的盐水勉强清洗伤口。
罗文山被盐水蛰得猛地睁开眼，看到围在身边的战士，喉咙里挤出一句：“弟兄们都撤出来了吗？”
“撤出来了！营长，弟兄们都撤出来了！”赵山河赶紧握住他的手，那只手上布满老茧，此刻却凉得像冰，“你先养好伤，其他的都有弟兄们呢。”
罗文山眨了眨眼，像是松了口气，又昏了过去。这一睡就是三天三夜，期间全靠战士们轮流用小勺喂米汤维持体力。
赵山河把自己的干粮省下来，每天守在他身边，听着他时而呓语，说的都是四川老家的事，说妻子煮的红薯有多甜，说儿子总爱摸他刀鞘上的纹路。
等罗文山终于能坐起身时，营地已经渐渐有了生气。
第九战区派来的补给队送来了一批棉衣和弹药，虽然数量不多，却像给这支部队注入了强心剂。
更让人振奋的是，附近几个县的年轻人听说川军在招兵，背着包袱就来了，其中有刚放下锄头的农民，有失学的学生，甚至还有几个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胸口别着用红布做的五角星，说要跟着部队打鬼子。
罗文山拄着拐杖走到训练场上时，正看到赵山河在教新兵拼刺。那些年轻的脸庞上还带着稚气，握枪的手在发抖，可眼神里的劲儿，像极了当初刚出川的王小虎。
赵山河看到他，喊了声“立正”，所有战士“唰”地站直，参差不齐的队伍里，响起了一声响亮的“营长好！”
罗文山的眼眶热了。他走到队伍前，看着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有的胳膊还打着绷带，有的腿有点跛，可没有一个人低着头。他想起南昌城头牺牲的弟兄，想起澧溪阵地前炸坦克的新兵，想起王小虎最后那句“不能再跟你打鬼子了”，突然就握紧了拳头。
“弟兄们，”他的声音还有点沙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咱们新编15师，从出川到现在，打了多少仗，丢了多少弟兄，不用我多说。
有人说咱们装备差，说咱们是‘草鞋部队’，可你们看看自己手上的伤，看看这身军装——咱们丢过阵地吗？咱们退过吗？”
“没有！”战士们齐声吼道，震得树上的露水都落了下来。
“对，没有！”罗文山猛地抬高声音，“南昌丢了，咱们可以再夺回来；奉新拉锯，咱们能守住！为啥？因为咱们是川军！是带着四川的山山水水、带着父老乡亲的盼头出来的！”
他指着远处南昌的方向，“鬼子占一天，咱们就打一天；占一年，咱们就拼一年！只要还有一个人，这面旗就不能倒！”
一个戴眼镜的学生兵突然喊道：“营长，我们不怕死！就怕没机会报仇！”
“报仇的机会多的是！”赵山河接过话头，挥舞着手里的刺刀，“但不是光靠一股子蛮劲！从今天起，每天加练两小时，枪法不准的，给我趴在地上练；
拼刺不行的，跟我对练到赢为止！咱们不光要敢打，还要会打，要让鬼子知道，川军不光有血性，还有能耐把他们赶出中国去！”
接下来的日子，营地成了热火朝天的训练场。老兵带新兵，手把手教瞄准、教挖工事、教怎么在炮火里掩护自己。
罗文山每天都去看，有时会拿起一支汉阳造，给新兵演示怎么节省子弹，怎么在子弹打光时用枪托当武器。
他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可看着那些年轻的身影在阳光下奔跑、呐喊，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
有天傍晚，赵山河陪着他在山坡上看夕阳，远处的山峦像沉睡的巨人。“营长，你说咱们啥时候能打回南昌？”赵山河问。
罗文山摸了摸腰间的大刀，刀鞘上的漆已经磨掉了不少，露出里面的木头纹理。“快了，”他望着夕阳沉入山巅，把天边染成一片通红，
“等这些娃娃练出来，等咱们攒够了力气，总有一天，咱们会踩着鬼子的尸体，把军旗插回南昌城头。到时候，咱们给牺牲的弟兄们磕个头，告诉他们，咱们没让他们白死。”
山风吹过，带着草木的清香，也带着远方战场的气息。训练场上的呐喊声还在继续，像一曲生生不息的战歌，在群山间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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