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只有刘湘知道，这些兵，都是四川各地的庄稼汉，是袍哥人家的子弟，是他刘湘从巴蜀大地一个个带出来的。
他们的鞋底磨穿了，就用草绳绑着继续走；
枪坏了，就从战死的兄弟手里捡一支接着用；
没有重炮，没有补给，就靠着一口气，守着每一道他们该守的防线。
前几天刚收到的战报，从浙赣前线撤下来，一个军四万多人，现在能拿枪的，还不到两万。很多连队，打完仗重建了三次，新兵连四川话还没说利索，就已经扛着枪上了前线。
他们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还没来得及把身上的血衣换下来，还没来得及给战死的兄弟立一块碑，还没来得及写一封家信回四川，现在，鄂西的警报又响了。
“他们……还没歇口气啊。”刘湘低声说，像是在问参谋，又像是在问自己。
张参谋的喉结动了动，没敢接话。
他知道长官心里疼，疼的是那些出川的子弟。
这几年，每次有新的作战命令下来，长官都是这样，先盯着地图看半天，然后就是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别人只看见他是第七战区的司令长官，只有他们这些身边人知道，他这个司令长官，手里能调的兵，能批的饷，能拿的装备，少得可怜。
高层的那些心思，谁都看得明白。川军是杂牌，是消耗品，是用来填防线缺口的。有硬仗，先让川军上；
有补给，先给中央军留；有功劳，轮不到川军；有伤亡，那是你们自己命不好。
“军令部那边，怎么说？”刘湘转过身，终于问出了这句话。
张参谋的脸色更沉了：“军令部的作战会议，定在今天下午。
现在各方的情报都汇总上来了，所有人都知道，石牌是重庆的门户，可……可真到了排兵布阵的时候，还是老样子。
江防军的主力，大多是中央军的嫡系，守在石牌的核心阵地，而我们川军的几个师，又被划成了几块，一部分归江防军指挥，一部分要去守侧翼的山地，建制都被拆得七零八落。”
“他们还是觉得，我们川军，只能打打外围的烂仗。”
这句话，像一块冰，砸进了屋里的药味里，冷得人骨头疼。
刘湘没有说话，他重新走回藤椅边坐下，端起那杯早就凉透的温水，喝了一口，却被那凉意呛得又咳了起来。
这一次，他咳得更久，整个人都弯着腰，副官连忙上前给他拍背，能感觉到他的肩背，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等咳声停下，他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那片化不开的浓雾，忽然想起了五年前，民国二十六年的秋天，他在成都的少城公园，对着几万出川的将士说的那句话。
“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那时候的他，还能站在台上，声音洪亮，身后是漫天的五星红旗，台下是几万穿着灰布军装、背着老套筒的四川子弟。
他们唱着《出川歌》，一步一步，走出了夔门，再也没有回来。
这五年，这句话，他写在每一份手令的末尾，刻在每一个川军军官的心里，也压在他自己的心上。他刘湘，这辈子没别的念想，就想看着这些子弟，能活着打完仗，能活着回四川。
可现在，日本人又把刀，架在了四川的脖子上。
“长官，”张参谋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了，“您的身体……医生再三叮嘱，不能再劳心费神，不能再受刺激。这作战会议，要不……”
“不去？”刘湘抬起头，眼神里没有半分退让，“我不去，那些人，就真的把我们川军的子弟，当成可以随便扔的炮灰了。”
他伸手，把桌上那叠敌情简报，一张一张，码得整整齐齐。每一张纸的边角，都被他反复摩挲过，起了毛。
“石牌这个地方，守不住，重庆就没了。重庆没了，我们这几年在前线死的那些弟兄，就都白死了。
四川的父老乡亲，就要像南京城里的百姓一样，被日本人的刀架在脖子上。”
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那是从尸山血海里走出来的将领，才有的笃定。
“别人可以退，我们川军不能退。别人可以保存实力，我们川军，不能把自己的老家，拱手让给日本人。”
窗外的雾，渐渐散了一点，天也亮了起来。
院外的街道上，传来了报童的吆喝声，还有人力车的铃铛声，混着远处防空警报的预备哨音，是重庆城最寻常的清晨。
没有人知道，在这座不起眼的小院里，一场关乎整个国家存亡的决断，正在悄悄落下。
刘湘站起身，走到衣架边，取下那件旧军大衣，慢慢披在身上。
副官要过来帮他系扣子，他摆了摆手，自己把风纪扣一颗一颗扣好，指尖在领口的位置，顿了顿。
那里，还别着一枚国民政府颁发的勋章，是他出川抗战的时候，蒋介石亲手给他戴上的。
如今，勋章的金属，早就被体温焐得发暖，可他的心，却像这深秋的江水一样，沉得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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