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里的九叔，也就是林凤娇，穿着洗得发白的道袍，眉眼间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正气，站在中间；左边是秋生，那时还年轻，嘴角带着点桀骜的笑，手搭在旁边文才的肩上；文才则是一副憨厚模样，微微缩着脖子，像只受惊的兔子。
而最边上那个怯生生的小孩，就是刚被秋生捡回义庄的自己，瘦得像根豆芽菜，眼神里满是对陌生环境的惶恐。
那时候他才五岁，日军的铁蹄踏碎了家乡的宁静，爹娘倒在血泊里的样子，成了他这辈子都甩不掉的噩梦。
跟着叔叔一路逃荒，饿了就挖草根啃树皮，冷了就缩在破庙里相互取暖，叔叔最后也没能撑到任家镇，在一个飘着冷雨的夜晚，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若不是秋生那天外出办事，在乱葬岗边发现了快冻僵的他，恐怕他早就成了野狗的口粮。
义庄的日子，是他人生里唯一的暖光。
九叔虽严厉，却总在夜里悄悄往他被窝里塞个温热的窝头；秋生会变着法子逗他笑，教他些粗浅的拳脚功夫防身；
文才师叔笨手笨脚，却总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糖果偷偷塞给他。
他还记得九叔教他画第一道护身符时的情景，老人握着他的小手，笔尖在黄纸上划过，留下朱砂的印记，“正义，学道先学心，心正了，符才有力道。”
可那段日子太短了，像指间的沙。
日军的战火蔓延到任家镇附近时，九叔把他叫到跟前，道袍的袖子上还沾着晨露。
“正义，师公要去做点该做的事。”老人的声音很沉，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你跟着秋生和文才，好好学道，等我回来。”
他当时抱着九叔的腿哭，说不想让师公走。
九叔只是摸了摸他的头，转身就带着几个茅山同门走了，背影在晨光里拉得很长，最后消失在路的尽头。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九叔。
后来听说，九叔在战场上用道法对抗日军的炮火，护了不少百姓，可终究是凡人之躯，在一场激战中与敌人同归于尽。
消息传到义庄时，秋生把自己关在房里喝了三天酒，文才师叔蹲在门槛上哭，肩膀一抽一抽的，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再后来，秋生接了教他道法的担子，可师公走后，秋生像是丢了魂，练功总也静不下心，道行终究是差了火候；
文才师叔就更不必说，本就资质平平，日子久了，连画符都时常出错。
到了他这一辈，更是成了“半桶水”——对付些偷鸡摸狗的小鬼还行，遇上厉害的恶鬼，只能躲得远远的，全靠师公留下的几张符纸撑场面。
前几年遇到那个鬼娃娃，他拼尽全力也只能勉强镇压，夜里想起九叔当年的威风，只觉得满心羞愧。
抗日战争结束那年，他在任家镇的老槐树下磕了三个头，算是谢了师公和师父的养育之恩，然后背着简单的行囊开始游历。
走了大半个中国，最后在香港落脚，开了家杂货铺，街坊邻居谁家孩子撞了邪、家里进了不干净的东西，他便去帮忙，挣点微薄的酬劳，也算是没辜负师公那句“学道先学心”。
只是夜深人静时，总会想起义庄的月光，想起九叔严厉的教诲，想起秋生带着他捉萤火虫的夜晚，想起文才师叔烧糊的饭菜……那些画面明明那么清晰，却又像照片里的人影一样，被岁月磨得越来越淡。
一滴泪落在玻璃框上，晕开一小片水痕。
徐正义赶紧用袖子擦掉，可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往下掉。他对着照片里的人影喃喃自语：“师公，师傅，师叔……我没出息，没能把您的道法传下去……可我没忘了您教我的，一直守着良心过日子……”
阿飞站在一旁，看着师傅佝偻的背影，没敢再说话。
道堂里的檀香还在袅袅升起，缠绕着四十五年的风霜，和一声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叹息。
茶烟在空气中缓缓舒展，徐正义望着杯底沉落的茶叶，忽然幽幽叹了口气：“好些年没回任家镇了啊……”
话音刚落，道堂里的檀香像是被这句话惊动，猛地晃了晃。阿飞刚收拾好茶具，闻言停下动作：“师傅，您说的任家镇，就是师公他们当年住的地方？”
“嗯。”徐正义指尖在桌面划过，像是在描摹记忆里的轮廓，“前几十年听一个从内地来的同乡说，任老爷家的千金任婷婷，嫁了个留洋回来的先生，郎才女貌，倒真是般配。”他说着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却堆起几分涩意。
他还记得任婷婷十八岁候的模样，梳着两条麻花辫，穿着洋布裙子，偶尔会跟着任老爷到义庄附近散步，看见他总怯生生地叫一声“小正义弟弟。
那时候任家镇已经是方圆几十里最热闹的地方，镇口的石板路被马车碾得发亮，绸缎庄的幌子在风里摇摇晃晃，九叔偶尔会带着他和秋生去镇上的面摊吃面，老板总会多给秋生加个荷包蛋。
“是该回去看看了。”徐正义喃喃道，目光飘向窗外香港的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光，和记忆里任家镇的青瓦白墙判若两个世界，“就是不知道……义庄还在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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